国民党的崩解

戴笠（右）与上海闻人杜月笙（左）合影。（国史馆、军情局提供）

《追寻现代中国》中册─革命与战争。（时报出版提供）

编者按《追寻现代中国：革命与战争》以清帝国的衰亡为起点，一路走过纷乱的民国，直至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在史景迁的笔下，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天朝梦中惊醒，开始思索起自己与西方世界如何接轨，师法西方理论，重整大一统的理想版图。自袁世凯到蒋介石与毛泽东，政权的递嬗与斗争不曾停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路线中挣扎；然而国际列强也正虎视眈眈，欲左右政权发展以夺取更大的利益。此时的中国，仿佛一只死去的庞然巨兽，只剩尸体仍颤动着。底层人民的觉醒及抵抗，正反映了执政政体在经济、阶级上的衰弱和腐败。面对国家的种种沉疴、政权转移的死伤与纷乱、思想的无所依归，谁将汇聚起土地与人民的愤怒？中国又将走向何方？

一九四七年夏天，蒋介石的东北战争也开始陷入窘境。魏德迈将军在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下返回中国，评估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国民党再次承认了财政危机的事实。

表面上，国民党眼前最迫切危机是北方逐渐落入共产党之手，而军队士气也随之涣散。但通货膨胀的问题也同样重要，通膨破坏了蒋介石及其顾问群力图重新建立有效中央统治的种种努力。

通膨失控 无力回天

诚如前述，中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秋天所遭逢的经济危机源出多端：把日本人与其傀儡企业归还给原所有权人，过程杂乱无章，贪污舞弊丛生；随着国防工业的关闭与士兵复员，失业人口大量涌现；收回傀儡政府的货币，问题千端万绪；币值因地而异，造成了投机行为；蒋介石在东北发行新货币也衍生别的问题。国民党回应财源短绌的一贯手段就是印制更多的钞票，但这只会让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以一九四五年九月为基准，上海地区的趸售物价于一九四六年二月飙升为五倍，同年五月为十一倍，一九四七年二月为三十倍。

物价飙涨，受害最深的就是所得固定的受薪阶级。工厂工人的抗议声浪尤其激烈。国民党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密监控所有工会的活动，何况国民党倡议的「中国劳动协会」正是由上海的青帮分子以及国民党的盟友杜月笙共同控制，但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潮。一九四六年，上海发生了一千七百一十六起罢工与其他劳资争议，全都违反了国民党政府所规定的、在进行罢工前必须把劳资纠纷交付官方仲裁。共产党人已成功渗透到许多工会，虽然当时仍是秘密行事，但共产党日后透露，共产党在战争最后一年，开始发展影响工会的模式。共产党员秘密渗透到「上海中纺十二厂」（Number 12 National Shanghai Textile Mill）、「上海海关署」（Shanghai Customs Collection Agency）、「大隆机器厂」（Dalong Machine Factory）、「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French Tram, Power, and Water Company）、「申新九厂」（Number 9 Cotton Mill）、「上海电力公司」（Shanghai Power Company），以及上海一些大型百货公司。类似的地下党组建模式也出现在如天津、武汉、广州等工业重镇。

电力公司屈服了

在战后这一波风潮中，第一次重要的罢工发生在上海电力公司。几位工人代表遭到公司解雇后，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发动罢工。抗议的群众封锁发电厂，并阻止其他电力公司运作，造成电力中断，谈判于稀微的烛光中展开。二月初，有四十个地方上的工会组织加入抗议示威行列，随后又有七十个企业、商业的工会组织代表展现团结一致的决心。电力公司最后终于屈服了。

政府处理这些罢工事件的手段有别于往常，以较温和的态度来回应，明显意图收买工人。虽然通货严重膨胀，政府还是保证工人的每月工资将以一九三六年的工资为基数，乘以当时的「生活费用指数」。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加强控制劳工运动，解散了几个工会组织，然后加以分割、重组成更小的团体，以便监控与操纵。一九四六年底，失业率持续高升，上海失业率约占上海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广州为百分之二十，首都南京则高达百分之三十。

然而调整薪资以因应节节攀升的物价指数来稳定工资，既无法安抚工人，也激起雇主不满，他们认为工人薪资过高，中国已丧失与其他工业国家竞争的优势。于是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实行另一项政策，订定产品价格与工资的上限，将工资冻结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生活费用指数的水准，并管制所有大城市中米、面粉、棉纱、棉布、燃料、盐、糖、食用油的商品价格。这套严密的系统（至少在纸上作业方面）监控着每个工人所能获取的民生必需品以及烹饪、保暖所需之煤球数量。一九四七年三月间，管制措施有了正面成效，这得归功于警力的密集监视；不过由于配给没有效率，到处囤积居奇，加上若干商品产量下降（生产者对不自然的低廉物价的应对方法），旧的通货膨胀问题很快就复发了。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米价几乎是二月时的两倍，食用油则是二点五倍。到了五月，示威游行不断，败象已露，政府便放弃了这项冻结物价的措施。

一九四七年夏天，蒋介石的东北战争也开始陷入窘境。魏德迈将军在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下返回中国，评估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国民党再次承认了财政危机的事实。这次政府于七月试图透过中央银行研拟计划，借由人为干预压低价格的手段来控制食物与燃料的配给。这项计划的受益者是政府公务人员、教师学生、工厂工人，以及部分文化工作者。然而这项很有企图心的计划仅在几个重点城市实施，并未能遏止通货膨胀的燎原之势；但是它确实使上海的生活费用指数低于趸售物价指数，显示这项政策多少有助于人民度过难关。在按比例分配工厂的原料、煤与进口的油给私人企业与公用事业上头也发挥某些功效。但整个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这段期间，各项物价以惊人的比例持续攀升。到了一八四八年春天，政府开始发行粮食卡分配食物给住在大城镇的居民，这项措施虽然一时得到部分民众支持，但仍无法抑制物价上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