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繫於大法官理性裁法 而非迎合

宪法法庭6日针对国会改革法案有关总统国情报告部分进行言词辩论。图为司法院宪法法庭。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自今年二月立院开议以来，几乎天天都有立法争议的新闻。所谓立法争议，并不全然是立法本身有瑕疵引起的争议，而是外力介入以「立法瑕疵」为借口的不理性问政争议。所谓「理性」，是在某一特定时空最适当的政策选择。理性即是正义，并非真理。面对国会立法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如何得到四海皆准的规范，自是困难重重。国家立法如此，行政执法抑或司法裁法又是如何？此乃当下争议值得探讨之处。

理性既是特定时空的最适选择，依凭者即是「特定时空」；换言之，国会如能洞察时需，且能因地制宜，即可制定符合国家需求的法制规范。此不仅可用于国会立法，地方立法亦复如此。

就笔者多年来的观察，行政执法或司法裁法虽已有「立法」为依据，但依法行政或裁判，仍有「法理情原则」的弹性应用；此即行政执法并非政治而是专业所在；有专业始知法理情的拿捏；司法裁法本诸专业，始得自由心证却获致核心价值的坚持。

国会立法，如无时空观念，绝对制定不出符合时需，并能迎合空间发展的制度。因之，近半年来，在野联合提出并通过的法制，有识者宜由时空为基准，以为功能检验，必能得出立法的可行或不可行。试问，宪法在成文法国家所以能持之久远，依循的原则是立法的补充或立法的阻碍？国会立法是在制造政治问题抑或法律问题？政府施政本诸依法行政原则，该法系善法或恶法的政治基准为何？民进党政府自称民主政府，为何怕人民做主？民进党政府自称开放政府，为何怕国会依循民主法治国家的机制所制定的监督机制？尤其奇怪的是，还有司法机关的应和。这是民主国家的正常现象？

民进党政府不论行政部门或司法部门，理应有反省能力，国会监督愈趋严格，行政部门腐败就会愈少；其执政的时间就可愈长，何乐而不为？司法部门唯有依宪政主义为基准，并采取论理法则来推动以法律为准绳的独立裁判，才是国家走向民主宪政的唯一规趋。当今的司法部门在事涉政治权力分配的事件，究竟有多少是依据法治原则；尤其宪政主义，有识者皆心里有数。这是当前的法制社会所不该有的偏差。

凡爱国之士，应深切体认一个腐化的政府，国家最后的命运如何？国会立法之所以重要，在于本诸理性立法的制定制度，而行政机关则在于法理情原则下的施政。国人唯有团结，团结在理性的国会立法、理性的政策执法；更有赖于理性的裁法。是非论断凭借着对法学的良知良能，绝不是迎合上焉者可即。唯有政治精英皆能理性政治选择，始可排除民进党长久以来的制造腐化环境却不自知。

对于理性的政策工具，国会立法务必以监督为前提，健全机制为准绳，并不断的创新立法，促使国家法制能与时俱进，并有助于行政部门服务效能的提高；在裁法的司法机关更当忍辱负重，一切以人性尊严为核心价值，采取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去裁法。绝对不能因贪恋官位，利己私心，才能做出欧阳修所为的历史性是非定夺。人们所最为期待的理性政治，可以延伸为理性法治国原则，就在此「时空」的合宜取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