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安倍晋三遇刺案背后的文化根源（张林刚）

第一次枪声后，正在致词的安倍以及身旁的候选人愣了几秒，安倍还试图转头察看发生什么事。（图／路透社）

7月8日曾经两度拜相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助选时，遇刺身亡，震撼日本朝野与国际社会。这不是日本第一起政治行刺案件。远的不说，近年来就发生了好几起。例如：2019年12月原防卫厅长官玉泽德一郎被枪击，受伤；2007年长崎市长伊籐一长遇刺，不治身亡；2002年众议院议员石井纮基遇刺身亡。

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到上个世纪，就会发现刺杀一直就是日本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数位首相都命丧刺客之手。例如：1936年皇道派官兵发动政变，刺杀了大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内大臣斋籐实，首相铃木贯太郎重伤；1932年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1921年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被暗杀。在更久远的明治维新时期，元勋大久保利通也成为刺客们的刀下之鬼；同时期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沙俄皇太子尼古拉二世都曾在日本被刺伤。可以说，刺杀是日本政治的一大特色，一部日本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政治刺杀史。日本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刺杀呢？除去一些个人性因素外，文化不能不说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因素，刺杀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首先，日本自1868年倒幕运动成功以后，立即开始了「废藩置县」、「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等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史称「明治维新」。但此后日本没有走上立宪民主之路，却步入了一条对外扩张、对内高压的军国主义不归路，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等，日本吞并了琉球和朝鲜，控制了中国，攫取了原始积累和广大的殖民地，建立了足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东亚霸权。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此评论道：日本民族没有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存亡的经验。一旦接受西方的优秀文化，就会变得比「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即军国主义。这点也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主张息息相关。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作为近代日本文明的指导者和启蒙者，一直鼓吹日本的现代化应以西洋文明为鹄的。其在《文明论概略》中写道：「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利害得失。」

日本必须向欧洲大陆学习，依据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进化图式，重新成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支配下的「适者」；而中国已成为野蛮、未开化的国家，是进化法则支配下的「不适者」，终将会被物竞法则所淘汰，日本追随欧洲列强的脚步，侵略中国是自然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文明进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沟口雄三（Youzou Mizouguchi）所谓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即「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正是基于对中国的镜像，形成一股独特的反思日本传统文化的思想浪潮，不自觉地助长了一种西洋崇拜以及对中国批判、轻蔑、敌视的态度，它把多元、复杂的世界文明图景简化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二元对立，中国是落后、野蛮、劣等的代名词，西洋则是优越、先进、文明的化身，日本必须脱离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才能摆脱野蛮、落后与蒙昧的社会面貌，挽救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夙愿，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与合法性证明，合理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对西方文明的重大误读，看见了理性的野蛮性，却忘记了理性的文明性，导致了日本畸形的有限启蒙，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没有走上宪政民主之路埋下了思想伏笔，也为「大正民主」的过早夭折做了思想铺垫。这些在沟口雄三的著作如《 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开》和《中国の冲击》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和论证，笔者在此不做赘述。

一直到二战结束，军国主义一直是支配日本的主流思想。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美国为了自身国家利益，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打击苏联霸权，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纵容包括岸信介、岗村宁次、石井四郎和朝香宫鸠彦王等在内的战争贩子逃脱法律制裁，保留了天皇这个双手沾满血腥、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使得日本自始至终没有像德国那样对自身战争罪行进行彻底反省，乃至多位首相和政治人物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持续毒化日本民众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

其次，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经以「菊」（The Chrysanthemum）与「刀」（The Sword）来形容和描绘日本的民族文化，「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成就了日本这个蕞尔岛国极具特色的双重国民性，既崇尚武力，又凸出耻感。

长期浸淫在这种民族文化下，日本人养成了蛮横、倔傲、好勇斗狠，而又心存叛逆的集体心理，很容易走向极端，轻易诉诸武力，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像这次安倍晋三遇刺案，嫌犯山上彻也因其母亲沉迷统一教会，让其全家破产而心怀怨恨，安倍因与该教会关系密切，进而成为嫌犯行凶的目标。如果不是长期在这种民族文化熏染下，山上彻也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打民事官司来挽回经济损失，而不必付诸于武力，用刺杀安倍这种极端手段来泄愤，既触发了法律，又伤害了无辜，毕竟安倍没有直接侵犯山上彻也的合法权益。

最后，武士是古代日本特有的产物，大约产生于8、9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幕府，例如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等，本质上都是武士政权，武士是其社会基础，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武士以杀伐征战为职业，以马革裹尸为荣，尽忠服从为志，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即武士道。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Nitobe Inazo）干脆把武士道概括为「投身战斗，横尸疆场，容易之至，匹夫可为。当生则生，当死即死，方为真勇」

（作者为浙江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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