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炜：生育的成本估算与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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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本文根据本站财经智库对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长聘副教授黄炜的采访整理。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本站财经、本站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4本站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7月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造聚力 质焕新生》。

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黄炜接受了专访。

生养孩子的成本结构与曲线

经济对生育的影响要分短期和长期。

短期来看，很多冲击性事件都会影响生育意愿，使生育率下降。这说明了生育在经济学的定义中是一种正常品，即收入下降，需求随之下降。

但从长期来看，宏观数据表明，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为负。也就是说，经济上行期，生育率下行。注意这是相关关系，并非因果关系。很多的经济学家正在论证是否有因果关系。

具体而言，生育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两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这两位经济学家建立起宏观模型，把生育放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研究，他们发现在整个经济运行周期中，一方面生育本身会占用大量时间，随着人力资本上升，人们就会有更小的动机去生育，从而促使人均GDP上升；另一方面，父母如今不仅考虑孩子数量，还考虑孩子质量，会把更多资源投入到质量提升，这就使得生育率随经济增长下降，但生育质量逐步上升。

北大教授：养一个孩子，究竟有多贵（来源：C位观察）

目前，我和团队正在研究生育前后家庭动态消费变化，采用的是有全国代表性的家户收入消费数据进行量化研究。我们发现，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消费类别明显会有不同的变化。

第一阶段，生孩子当年，家庭消费会上升大约5%，主要是医疗健康（增加80%），还有家居（增加20%），以布置孩子的空间；食品消费也增加10%，尤其是奶粉、肉制品等高蛋白食物等等。这一年，下降最猛的消费是文化娱乐，降幅40%，主要源于父母疲于照料子女，无暇娱乐。

第二阶段，孩子两三岁开始，健康消费、家居消费开始下降，但用于托育的消费开始上升，家庭文化教育费用较生育前翻一番，整体消费水平与生育当年基本持平。

第三阶段，孩子读小学之后开始出现学费下降，但孩子带动的整个家庭消费呈现上升趋势。父母个人的消费明显下降。尤其是女性化妆品、包包等消费下降明显，男性的出差及旅游消费也有明显下降。

总体而言，尽管家庭消费总量在生育后变化不显著，但消费结构显著改变，反映了生育成本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复杂影响。

如果加总到一起，整个家庭的消费因为生育而有所上升。但人均消费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一般在经济学里面，成人才算一个人，小孩应该算多少比例？学界比较模糊。

收入方面，整个家庭在生育前后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的劳动供给下降。女性因为生养孩子而回归家庭，使整个家庭收入明显下降。但生育当年有例外，主要是得益于长辈们为庆祝添丁而带来的转移支付。但从数据上来看，转移支付集中在孩子出生当年。在中国文化下，隔代抚养或者照料的比例持续都比较高，但从平均意义上，整个家庭的收入仍属于下降。

总结起来，生育造成女性收入下降和家庭收入整体下降，家庭总消费上升。收与支的权衡取舍，使得很多人顾了生孩子就要丢掉一部分储蓄，因此推迟生育或放弃生育。

女性明显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

生育对于男性劳动供给影响不大，甚至有所提振。传统的英文文献中甚至称之为生育奖赏，我认为不妥。

我自己的体会是，生育孩子之后，男性有更多的责任和负担，他会觉得我应该去工作，而且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称之为赚奶粉钱。我们的数据表明，男性的劳动概率在生育之后平均上升两个百分点。男性在适育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本来就超过90%，上升2个百分点并不明显。所以生育对于男性而言，平均意义上要么不影响，要么有正面影响。

但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截然不同。女性是生育行为主体，并不只是怀孕过程特别辛苦，产后也特别辛苦。怀孕期间，很多人还是在工作，差不多临盆时才开始请产假，使劳动供给突然下降。生育造成的劳动供给会下降50个百分点，本来女性劳动参与率在70%到80%之间，意味着绝大多数女性都会辞职或请产假。生完孩子之后一年内劳动供给率慢慢回归。所以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很大，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也大。在北欧国家是永久性下降，美国也是。

中国特别有意思，上世纪90年代是先下降，两年内立马上升到原位。本世纪初，生育之后也能在五六年之后恢复到原位。但2010年之后，降幅加大，生育之后也只回升一点点，再过五六年也未能回到原点。这说明中国女性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

换言之，随着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生育的成本态势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近，尤其是城镇地区。

农村又不同，农村劳动供给在生育后下降，但还有上升空间，大概七八年之后会上升个二三十个百分点，因为农村很多女性从事农耕，还有很多灵活就业者，他们再次就业的机会比较大，与城镇不同。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三方共担成本，激励相容

很多人称35岁为职场一道槛，女性此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生育极大地影响事业。

我们一直鼓励提升教育水平，读完研究生往往已经25周岁或更年长，有的还读博士，毕业后才开始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相距35岁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所以35岁现象本不应该存在。

北大教授：35岁本不应该是个槛，不能生个孩子啥都没了（来源：C位观察）

35岁并非医学门槛，很多人称35周岁为高龄产妇，大家紧赶慢赶，一定要赶在35周岁之前生育，导致34-35岁出现生育高峰。这其实是一个传统概念，并不科学。如果34岁和35岁差别不大，35岁和36岁从理论上来讲应该也差别不大。我建议家庭、医学界、企业都不要强调35岁现象。

针对休产假这一生育福利，如果真提出男性必须陪产假，企业可能不太愿意招聘未育的年轻人，因为企业的负担太大。如果休产假的负担全部交由企业，企业就太难。如果男性有了法定产假，很多年轻人可能一入职先生孩子，反正夫妻一起休产假，还不能解雇。因此，对企业而言，他们更愿意招聘生育之后的劳动者，这将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卷，越来越难找工作。

所以，制度上追求男女平等没问题，但不能把负担都留给企业。是不是全部交由政府买单？可能可以，但这个负担太大，我们甚至没有算过这笔帐，政府要付多少钱才行。

如此看来，怎么把这个成本由家庭、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才是出路，同时在文化上提倡劳动力市场平等、宽容，这是改革的方向。怎么把这三方的利益和激励相容，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挑战不小。

我想每个人的愿景都很好，但我希望大家在提建议或表达愿景时也考虑一下可能的成本，即建议的可操作性和政策影响的系统性。

如果要细化改革的方向，我认为有如下三点：

首先培育一个更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这是一个重要概念。比如老龄化社会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我们要在尊老敬老的基础上，还要用老，充分让那些刚过退休年龄，依然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老人有机会发挥能量，哪怕是帮助年轻人渡过生孩子比较难的几年。

其次在企业方面，要做到不歧视休假员工，真真正正遵从《劳动法》，真真正正让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产假，享受到在生育方面的社保支持。

再次是留守儿童问题。孩子出生以后，如果儿童不得不离开父母而回老家留守，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校园恶性霸凌事件等等，也可能与小孩子从小缺少父母陪伴有关。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小时候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能得到更多关爱、陪伴和教导，父母能把这些霸凌行为在萌芽阶段就给掐断。能不能让孩子尽可能跟着父母生活？能不能给生育的家庭有落户、上学之便利？能不能让生育后的女性找工作更加友好，养育孩子也更加友好？这很重要，会直接影响大家的生育决策。

最后我们必须理解生育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一连串事件的一环，是家庭和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育与养老、社保、医保、学区房、义务教育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只有把这个方向标弄对，以后我们才能越走越顺。

我们只有把家庭、政府和企业三方面各种行为和激励搞对，把帐算清楚，把各种事情协调解决好，才能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美好生活并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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