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调执法不公 人心难平

（图／本报系资料照）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庄子的名言，司马迁也援用以批判当时的朝政。

这句话并不是在为「窃」的行为开脱，窃无小大，皆为犯法，只要有明确证据，法律之前，应该人人平等，都应该据以量刑。

但「窃」的确又有大小之别，窃钩固然有罪，但情节轻微，而遽然以死量刑，这是「罪与罚」的失衡。「窃国」当然是情节严重的大罪，但不仅未得到惩罚，反而僭居高位，甚至人人称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庄子说了，「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一切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皆操掌于王侯之手，就是自诩为「仁义」之人，也没有人敢于有异议。

其实，法律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律条严明，除非变法改制，本来是所有人一体适用，不能有任何例外的。但是，法条虽在，但施用之人，不仅惮于揭露，更处处为之弥缝，甚至曲文说解，加之以「仁义」之名，这不是法律不公，而是司法者的不公。司法者一旦不公，法律就不可能是人人平等，会因为有权有势有财的王侯而形同虚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检调单位的证据确凿，高虹安所犯的情节虽轻、数额虽小，该追究的仍然都应该进行。高虹安有无犯意、有无贪污，司法如何裁断，自有法庭上的攻防，既已进入司法程序，一切都必须依法论处，任何人不能置喙。不过，依照台湾对相关贪渎案的审理状况，高虹安如果未能举出能说服法官的证据，被判处为有罪，恐怕不但会被褫夺公职，甚至连牢狱之灾也难以避免。

量刑轻重，除了与引据的法条攸关之外，法官的自由心证也是非常重要的。检调单位起诉高虹安，其实也是职责所在，就看法官如何判决了。

苏东坡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虚构了一个「想当然耳」的典故，说尧帝之时，皋陶奉命掌司法之职，遇到有罪当死的犯人，皋陶坚持非依法行事、「杀之三」，判处死刑不可；但尧却认为不应该判得如此严厉，「宥之三」。由于故事是虚构的，所以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最后的判决是如何。但是，苏东坡却借此衍生出「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的一番道理，对尧的忠厚，是极其肯定的。

检调单位是皋陶，依法提出告诉，尽管坚持非将高虹安衡以重罪不可，且有「犯后态度不佳」等主观的理由，未必能信服人心，但基本上还算是恪尽其职守的。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法官都会像尧一般的「忠厚」，但是，犯行即便确定，也是有大有小，「罚疑惟轻」，这才是「慎刑」的态度。这不仅仅是针对高虹安而发，其实也直指其他涉贪数额较小，而量刑却深重无比的其他人。

在这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最令人反感的原因，其实是出在检调层面，小数额的贪渎，检调单位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予以侦办，耗时9个月之久，且在最敏感的时机起诉，但是对其他动辄涉及数以亿计、百亿、千亿计的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舆论纷纷，都仍投鼠忌器，按兵不动，就难免令人觉得其执法未免也偏差太大了。这才是目前台湾司法最大的病灶。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却是根本都不平等的。窃钩者的小鱼小虾，虽是落入网中，被绳之以法了，而窃国者般吞舟的大鲸鱼、大鲨鱼，却仍纵横于大海之上，掀波翻浪，这教人心如何得能平衡？

高虹安的起诉案，司法犹未判决，我们不能遽然就称其「不公」，但是，检调单位见树不见林，捉小放大，就是明明确确的「执法不公」了。

（作者为退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