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与女子教育思想启蒙

传记文学第735期《文学家林海音的新闻写作》

「时代妇女介绍」在林海音的规划下，自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止，将近一年的时间，共访问了三十一位具有专业能力的妇女。

由于「时代妇女介绍」专栏所报导的女性，定位在要具备「时代的榜样」，因此，采访对象多为拥有高学历及经济地位的新女性，有的是身兼家庭与事业的职业妇女，有的是单身经济独立的女性，整理资料后发现，她们具有以下特点：

一、拥有高学历：大部分的女性都曾以自费或公费方式出国留学进修并取得硕士学位。

二、是各界中的佼佼者或具时代影响性的人物：例如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的女作家冰心、第一位女雕塑家王静、上海担任培成女校（英国人创办）第一位华人校长蒯叔平、中国第一位精神病学女性专家桂质良、协和医院附设护士学校首届唯一毕业生曾宪章等。

三、从事妇女或女权运动：吴竹修及吴卓生皆积极北平各个妇女团体；陶曾榖曾加入北平妇女各界救护慰劳联合会，办理国民伤兵医院及难民救济所；陶琦参与北平妇女会组织的「妇女救国十人团」。

十九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开始大量地进入中国。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明恩溥曾说：「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界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其发展将比目前预估更为远大」。为了达到传教的终极目标「和平的征服世界」，西方传教士发现建学校、办教育是一种可以为中国人所接受，且可以培养信徒及传教助手的有效方法。当然，教会学校的出现，也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清廷门户逐渐开放，随着五口通商，外国教会势力与日俱增，西方传教士希望透过兴办女学，提升女子知识水平，以便向他们传播福音。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社员爱德西女士（Miss Aldersey）于一八四四年在宁波创办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爱德西女子学校」（Aldersey Girls’ School）。

教会女学创办初期，中上阶层家庭，对教会学校保持怀疑态度，教会只得以不收学费、供应食宿，吸引出身贫寒学生就读。直到传教士所携带或资助家境贫寒女子出国留学，返国取得斐然成绩后，这才越来越多人愿意到教会女学就读，一八八○年后，名门争相入学，甚至有学校因为学生过多而拒绝收生。早期女学的具体教育内容贴近中国传统妇德，课程也以女红为主。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西方妇女权利提升，教会女学也比初期更重视女子独立人格，如上海中西女塾，以「中西并重」为教学方针，该校的必修课除英语、算学、圣道外，还有动物、植物、天文、化学等格致课程，选修课则有西洋音乐等课。随着男女平等的教育趋势，女子所学逐渐摆脱性别限制。

甲午战争的失败，又掀起女子教育的另一波浪潮，维新派把战败原因归咎于「女学不倡」，梁启超发表了《论女学》，提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女子得不到教育，他指出女子教育可以促使女子经济独立，而女子经济独立，则可使国家富足。此外，女学也能够造就良妻、良母，甚至对胎儿进行胎教。在梁启超看来，兴女学能做到「保国、保种、保教」，认为女子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呼吁应尽快推动女子教育。虽然当时兴女学目的仍旧是保守的相夫教子的观念，但已经无形提高女子教育在社会的重要性，更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为往后高等、专门的女子教育奠定基础。

女学虽然在知识分子倡导下，已逐渐被推广开来，但能进入高等教育就读的女性仍是凤毛麟角，学历是这批女性重要的社会阶级象征，也是增加婚配选择的重要条件，中国一些上流阶层家庭开始主动把女儿送到海外念书或进入女校接受教育。「时代妇女介绍」所挑选的受访者康同璧、许瑞珪等人，都是家境优渥，赴海外留学归国后，在其相关领域崭露头角的女性。（四之三；更多精采内容请见传记文学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