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口问题，致梁建章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致梁建章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梁建章先生：

您好，近日在新京报读到您探讨如何鼓励生育的一篇文章。作为您多年来的读者，我认可您文章和书籍中的大部分观点，并对您作为一名企业家关心社会话题的热忱感到钦佩，但恕我无法同意您在《建议东北试行买房补贴鼓励生育》一文中的部分观点，在此与您探讨。

文章前半部分，您指出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及影响，任何一个具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出生率急剧下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此，我和您的忧虑是相同的，扭转当前的生育危机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至关重要。

但您在文章末尾最后说的几个措施，我几乎完全无法同意，而且我认为如果这样实行，不光无法起到鼓励生育的效果，还会带来资源的浪费。

您第一个观点提出，应该直接给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支付每年1万元补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东北还是全国，如果是为了提升东北的生育率，恐怕这并没什么用。

不知您看没看到网上一个段子，如果东北生育政策放宽，那么海南人口将增长。这是因为东北的发展模式和经济衰退，导致人口不断流出。即使新生人口增加了，也无法留到土地上。

如果您说得是全国补贴，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去年六一儿童节，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未成年人口总数，为2.77亿。这其中，约有一半人来自多孩家庭，随着二胎、乃三胎的放开，多孩家庭的占比会继续增加。

那么，如果有1.3亿未成年人来自多孩家庭，一年补贴（还不算梁先生提出的个税减免），就要达到1.3万亿。去年全国财政收入约18万亿，支出约24.7万亿，政府负债率为45.8%。受疫情和国际贸易的影响，政府负债率恐怕会继续增加，而且学界普遍认为，因PPP模式的存在，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是被低估的。

相比给多孩发补贴，教育、医疗领域的投入更为急需，而且会直接影响生育意愿。目前我国两项投入占GDP的比重为4%和6%左右，和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美国是7%和18%）。

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如果这笔钱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获得，则会让企业经营雪上加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4516.1亿元。这1.3万亿就要拿走五分之一。从供给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税收的会扭曲供需，最终的实际效率损失会超过1.3万亿。

另外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多孩家庭的经济条件往往是要比无孩家庭、独子家庭要好的。你能想像一个年入百万的家庭每个月还能领几万补贴，而那些月入几千的、连孩子都生不起的家庭只能看着眼红？税收的转移，不光涉及到效率，更涉及到社会公平。

如果你说，只给低收入的多孩家庭补贴。这也无法实现，在不侵犯公民隐私的前提下，即使以国家力量也很难调查清楚具体到一个人的收入。我在小学、初中、大学都遇到过钻空子领低保的，前两天那个扶贫户家里摆茅台的事相信您也听说了。

所以，补贴给多孩一人一万，这种方式既无法实行，也不合情理。但如果有人说，那发达国家也会给高昂的生育补贴，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其实我不是反对补贴本身，而是我认为，有成本更低的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标，这就是全盘的教育改革。

以补贴为主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懒政。收税发钱没什么难度，而对于社会公平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才阻力重重。事实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是必须去克服的，如果我们只走最容易的路，那么最后会无路可走。只提收税发钱，不光会造成路径依赖，还会淡化问题的本质，以后遇到什么，就收税发钱即可。芯片不行，发钱补贴；创新不行，发钱补贴；不生孩子，发钱补贴，这和当年走不通的计划经济有何区别？

为什么改革开放可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政府克服了既得利益的阻碍，对制度本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放松了国有垄断，让每个个体能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发挥出源源不断的活力。我认为生育问题也是如此，它不是一个独立现象，而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深层改革。

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的问题，我更愿意称之为“教育平权”。今天，户籍制度的改革仍在继续，成效逐渐显现，除了北上，入籍的门槛越来越低。农民工也可以落户城市定居。

但是，“学区房”依然是一个极度畸形的东西。梁先生您在第二个建议里提出给多孩家庭给予购房优惠，但我不认为这有多大作用，因为大家最大的问题不是买不起房，而是买不起“学区房”。

黑龙江鹤岗的房子几万块一套，为什么无人问津？而北京一个地下室的“学区房”却能卖出千万的高价？是因为“学区房”周边有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也是购房的目的所在，否则我不能租房吗？只要有买“学区房”才能就近入学这种畸形的模式存在，“学区房”永远是供大于求，您说的那点购房减免，无异于500块钱法拉利优惠券，只能是杯水车薪。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让教育资源变得不那么稀缺，且分配公平。广州在这一点上就值得全国借鉴，2017年，广州政府最早提出了“租售同权”。就是无论你是租房还是买房，都能获得就近入学的权利，无论目前实际效果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发达国家也是这么做的。

那么，有人会说，如果这么干了，那全国人民不得蜂拥到北京东城、海淀租房，教育资源怎么可能够用？所以，不光要取消“学区房”，更要让教育资源的分配变得公平且没那么稀缺。别的先不提，各省分数线能不能统一一下？我老家山西，属于高考困难模式。在初中和高中，好几个同学都去天津买房落户，因为那边是简单模式。而河南、河北和山东的考生就太惨了，那里是地狱模式！

看看孩子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衡水中学，学生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点就寝。没有休息日，连吃饭拉屎都有时间规定。在这样的生活中，除了考试，你指望他们能培养出热爱和创造力？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生出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

以前，我们对待“衡水模式”还当作猎奇，现在“衡水模式”都蔓延全国了。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老师，来参观衡水中学的管理模式，拿回去学习。您也提过一个词，叫“内卷”，说的就是因为竞争过于激烈，有人打鸡血大家就不得不都打鸡血，现在低线城市的教育就是如此。

在这种环境下，不光是孩子压力山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家长更是无比焦虑。每天上班回家累的像狗一样，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身边一位朋友跟我说，千万别生孩子，不然你至少有20年，要被孩子套住，被消磨得什么生活激情都没有了。现在的生育主力80、90后都是独生子女，是有个性追求、生育观念淡薄的一代人，一想到这些根本不敢生。

所以，解决“教育难”的问题，不光要让资源分配和分数线更加公平，同时必须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让竞争不必那么激烈，挤压孩子和父母的全部时间精力。这肯定不能光靠财政支持，还要让市场参与进来。鼓励私人办学，缓解教育资源紧缺的压力，还能增加就业。

从发达国家的教育市场来看也是如此，美国幼、中、小学中，私立学校的占比为24%，和我们差不多。但美国的四年制大学中，私立的占比达到了77%，而且垄断了美国TOP20大学的榜单。美国的私立大学，极大地缓解了教育资源的稀缺。虽说价格高昂，但是因为供给增加了，大学费用就显得不那么高，而且费用和教育质量也是挂钩的。

美国的本科院校（四年制大学）数量为2450所，对应一年153万人的本国考生。则是平均620人去一所国内本科，更不用说有发达且灵活的社区大学作为补充。即使将全部考生收录，这些大学也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容纳更多留学生。

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相对于人口是极度匮乏的。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我国本科院校总数只有1660所，而参加高考的学生则超过1000万人。

这意味着平均6000多人要争取一所学校，意味着80%以上的考生会被淘汰，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为什么中国家长如此热衷于学区房？表面上看是为了上更好的高中，其实是为了上更好的大学，因为大学文凭直接和工作收入挂钩，尤其是稳定且待遇好的体制内，对学校的要求是最严的，上一个好大学就意味着人生成功一半，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安全线。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占比仅为25%左右，而且私立大学的办学质量也差强人意，很多人对私立大学的印象就是一个劲想着怎么多搞钱。所以有人提出，要让私立大学退出市场。

毫无疑问私立大学应当存在，它之所以“变味”是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美国的私立大学之所以能那么强，是因为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学术、体育、文艺上都充满了竞争，而竞争杰出的大学会被市场认可，成为“常青藤”成员。中国的私立大学一出生就是低人一等，招生只能录取最后一批，只能挂着三本甚至不入流的牌子。从生源上就无法和公立大学竞争，更不用说财政拨款、就业渠道了。什么理想都没了，只能专心弄钱了。

所以，让大学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平，不要用行政评级的手段给大学划分三六九等。可以更好地吸引社会投资，来开办更多更好的大学。大学数量起来了，升学压力没那么大了，青少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业余爱好，思考更多，家长们也不必为孩子的未来焦头烂额。我们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至于后两条，您关于政府大力建设幼托设施的提议，以及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的提议，我不否定。但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恐怕也只能是隔靴搔痒。我还是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解决资源分配的公平和稀缺，我也相信，在您这样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公众人物的倡议下，这些问题将会得到重视并解决，祝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一位热心公民 仝麟阁

2021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