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争论中的郭沫若
文/周允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现在仅仅只想谈谈两个口号争论之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最早参与并且发表意见，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四期《文学丛报》上，他文章的题目是《在国防的旗帜下》，他认为：“目前的文艺界树起了‘国防文学’这个旗帜，得到了多数派的赞成，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我认为是时代的要求，……向着这个积极的反帝运动动员了的大家，才是我们的主体，值得我们拥护到底的主体。‘国防文学’便是这种意识的军号。”
一个月以后，他又在《文学界》杂志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他首先表态支持“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并且主张首先应该将国防文学扩大为国防文艺，其次作品应该是多样的统一，再者是作家关系的标志，而不是作品原则的标志。有人担心是否会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生在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大家觉醒了，要认真地爱国，积极地作反帝的斗争，这样的爱国主义可以目为炼狱，而怎好视之为污池？......在这样的意识下，真正有爱国情热的人，所走的，也就是进步的现实主义的路。
一九三六年七月，留日学生房坚从日本归国返沪，准备编辑出版一本文学杂志，在西藏南路的一家小饭馆，邀请了一些文学青年共同商讨研究，其中参加者有我父亲周楞伽、陈沂、王梦野、张春桥等人，正在吃喝交谈之中，来了聂绀弩和欧阳山，于是，添碗加筷，边吃边谈，商量决定杂志取名为《文学大众》由王梦野和欧阳山负责编辑，并且对当时争论激烈的有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杂志应该采取统一战线的立场。
《文学大众》在当年九月五日正式出版。房坚在日本的时候，与郭沫若比较接近，返沪以后，租住在江湾的宋家港，他的热情很高，除了出版刊物，还准备举办一个读书会，广泛吸纳青年参加，同时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奖金，评选和奖励青年习作。
当时，江湾地处偏僻，不通公交车辆，送稿和校样需要途经日租界虹口，会遭到日本人的检查，为了藏匿稿件，不被搜去，房坚慌乱之中，常常会乱塞乱填，丢失稿件。最可笑的是，通过北方学联邀请而写来的，由陈伯达写的重要论文《两个口号的争论应该结束》，本来是要登载在第二期上的，不料，不知道给房坚是塞在什么地方，目录上登了出来，期刊上却没有此文，刊物后来被国民党取缔后，他不知道从何处又找到了，只好交由王梦野拿去，改名为《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发表在林综主编的《国防文学论战集》这本书里。
创刊号上最重要的文章，是郭沫若的《青年们，把文学领导起来》的论著，他指出：“人年纪一老，世故一深，种种的顾虑便攒了起来，缺乏青年人所有的，并为艺术所必具的真挚、新鲜、明朗的优点，中国人敬老尚齿的哲学太经久了，凡是古的东西，便是好的东西，凡是老人便是好人，弄得一国上下都发生了霉臭，死的拖着活的走，快要把中国拉到巴比伦、埃及、印度去了。这种传统是随着私有财产开始的，因为老人有财产，有名誉，故而老头子有他的尊严，相沿既久，老头子便和尊严成了合金，只要是老头子便可以不可一世，而一些少头子，要想出人头地，其捷径便是去拥戴老头子，或者自己装老头子，这种私产制度下的遗毒，我们应把它扬弃。把青年人的公平、勇敢、犀利、敏捷、明朗、热诚、好群等种种积极的美德，发挥出来领导一切，至少目前来领导我们的文艺，把一些老头子(半老头子)一同拉着，让他们也青年化起来。”
接着，郭沫若在反对“复古”“存文”的封建文化中，号召青年们：“要有火车头那样的勇猛，飞机头那样的神速，不顾死活地，脚踏实地的，用尽全力作彻底的工作。我们不要让老头子来领导青年，要让青年来领导老头子，这是青年所应该有的使命！……把罩在中国文坛上的老气、妖气、腐气、市侩气、政客气，通同扫荡干净，使得广大青年们为‘国防’而战。”
《文学大众》在刊登郭沫若这篇长文时，写了一个编辑后记表示：郭沫若先生并非在推崇青年，却是在警告青年，希望中国青年不要易于老去，从事文学的人尤其应该发挥青年的热情，振作起青年的精神，怀抱利器，为民族的新生命而战！郭沫若先生的《青年们，把文学领导起来》一文，我们应把它经常作为一个口号来看。
最奇怪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收罗齐备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收罗了郭沫若的文章多篇，却漏却了这么一篇重要的文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六月出版的《光明》杂志中，郭沫若更明确表明：“把年老的人当作偶像来参拜，决不是有志气的年轻人所应当为的事情。”
在七月出版的一卷四期的《东方文艺》上，郭沫若又发表了《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他强调指出：“所谓国防文学，就是目前的情势下，强调救亡反帝的文学，有些人以为用了国防这两个字，有堕落在狭义的国家主义的危险中，更有一部分人标新立异地提出什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和‘国防文学’对抗，这些都很明白，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在后来九月十日出版的《文学界》一卷四期上.郭法若又在《蒐苗的检阅》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十一个字的口号，根本不大众化，易被曲解。要求鲁迅把这一口号撤回。并且说鲁迅提出这一口号，正是要检阅我们自己文艺界军队的实力，也是有意布置的一次演习--蒐苗式的模拟战。郭沫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明确地提出，在大敌当前的情形下，不要兄弟阋墙，劝鲁迅还是撤回这一口号。
九月下旬，《今代文艺》出版，据唐弢说：原来这杂志的老板，是准备邀请唐弢和庄启东来做编辑的，后来，唐弢去鲁迅先生那里征求意见，鲁迅劝他还是回绝的好，于是，这本杂志后来就由侯枫当上了编辑。在这杂志的一卷三期上，用手迹制版的方法，刊登了郭沫若的一副戏联，内容是：“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夫免呼吁失门。”这对联，金祖同曾经见过。
金祖同是浙江嘉兴人，祖孙三代都是学者和书画家，金祖同早年聪慧异常，十来岁就与章太炎讨论过殷墟甲骨文的文字，曾经参加过上海金山卫戚家墩的文物考古调查，并且筹办了“吴越史地研究会”。
一九三六年春，他遵照上海著名收藏家和银行家刘体智的叮嘱，携带刘所收藏的甲骨文制作成的拓片二十册，东渡日本，师从郭沫若共同学习、研究。后来，郭沫若写作了《殷契粹编》一书，书中就提及，有金祖同的功劳和帮助。全面抗战爆发，金祖同暗中协助郭沫若秘密回国。并且撰写发表了《郭沫若归国秘记》。驳斥了日本方面的诬陷和谩骂。
那么，这副戏联是怎么会刊登出来的呢?原因是九月二号郭沫若来到金祖同的寓所，谈及当时文坛上的纠纷，提笔随手就写下了这副对联。还对刚刚抵达日本的金祖同说道：“我虽处身海外，对两个口号的争论倒也看得清楚。”金祖同随即将这副对联寄给了《今代文艺》的编辑。此外，据金祖同说，他在郭沫若的家中，曾经见到茅盾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劝说郭对于目前两个口号的争论，不要发表意见，以免亲痛仇快。
十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质文》上，登载了郭沫若辑录的《国防文学集谈》，参加者有任白戈、魏猛克、张香山等，都是主张国防文学的，有人还指责胡风最近更是无聊，国防文学是有政治根据的，新提出的口号是在嘲笑真正的革命者。郭沫若最后表态，肯定了国防文学，说它目前是最适宜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
以上这些，就是郭沫若在两个口号争论之中的文章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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