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大规模逃港潮 促兴办经济特区（四）

不剿灭麻雀不甘休

周鲸文这本书所记录的情况和林语堂在《匿名》中所记录的情况一模一样，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苏联阵营其他国家人们的生活状况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林语堂特别关注周鲸文一书有关描述知识分子的章节：中共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了胡适又批胡风。林语堂要问读者一个关键问题：在中共治下，人还是人吗？人的尊严遭到极大的挑战，共产主义对人类的真正挑战在于人的概念和人生价值。

周鲸文此书有许多价值，但林语堂强调：「它最主要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揭示了在共产党统治下，人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

林语堂再次抨击道，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真是大错特错。当年在《枕戈待旦》中，他把共产党统治称作「恐怖统治」，在美国没一个人相信他。那些舆论专家，包括「所有教授，起码从理论上讲他们是能够读中文书的」，没一个给美国公众讲真话。相反地，他遭到「好心的、自由派美国记者」的各种谩骂，说「我的灵魂需要拯救」、「可以给我写讣告了」。林语堂现在有机会反驳了：「我们现在终于有一本书，是一个了解中共政权真面目的中国人写的。我希望有人能相信他，即使他是一位中国人讲中国的事情。」

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越搞越邪乎。比如在反右运动的同时，一九五八年在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必须清除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以「科学」的名义征服自然。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以生物学家的身分在《北京日报》（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撰文指出，麻雀有百害而无一益，必须澈底消灭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毛泽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麻雀展开「人民战争」，国家舆论机器开足马力，不剿灭麻雀决不甘休。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林语堂到拉丁美洲巡回演讲，演讲稿收入《不羁》一书。该书还收入好几篇林语堂三○年代的旧文，但有一篇是新作，题为〈麻雀有话要说〉，对「剿灭麻雀运动」做出辛辣讽刺。

林语堂写道，《费加罗》报的一名法国记者到北京参加一场国际会议，凌晨一点突然被一阵高音喇叭声吵醒：大家起床去抓麻雀！「他妈的！（原文用法语：Merde！）谁听说过这种事？整个北京市都被叫醒了。」其实不只是北京，全国都被动员起来，打一场剿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人们敲锣打鼓，用精神折磨法剿灭麻雀。「『把麻雀都给杀了，』毛泽东下令道，『妈的逼！统统给我杀了！』就这么简单。」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毛泽东用「人民战争」对抗自然，必定遭到自然的反扑。林语堂在文中让麻雀说话：「让你遭虫害！」麻雀王说道，「虫害！虫害！虫害！你这个小叽叽─小脑袋─小脑袋─小脑袋。叽叽，叽叽，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没心没肺─没心没肺─没心没肺。逼逼，逼逼，你敲锣打鼓不让我睡觉，我就把你的心肝都挖出来，挖你的心肝─挖你的心肝─挖你的心肝。我把害虫都招来─都招来─都招来，你这个小脑袋大傻瓜。害虫吃你的粮食，我吃害虫。我不吃害虫，害虫就要吃你的粮食─吃你的粮食，你这个大傻瓜！啾啾，啾啾，你等着瞧，你等着瞧，你这个可怜的脓包。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会回来的，你这个可怜的脓包。逼逼，逼逼，我们会回来的，你这只可恶的疯狗─可恶的、可恶的、可憎的、可怜的小脑袋脓包！啾啾，啾啾，我们会回来的！」

到了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现，部分的原因正是出于麻雀的诅咒。中国大陆遭遇三年「大饥荒」，按杨继绳统计，「大饥荒」造成三六○○万人死亡，比整个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大跃进」后「大饥荒」

大范围饥荒引发大逃亡，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五月大逃亡」，突然有十万多人聚集粤港边境，分水路和陆路冒着极大风险潜逃香港。在二十世纪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的对峙中，「柏林围墙」通常被看作见证共产铁幕的唯一象征，至今每年都有人缅怀那些为了越过这堵墙而付出生命的遇难者。假如我们跨越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我们便会看到，在中国也有一道「柏林围墙」，即港深边境的铁丝网及其海域。这道见证共产铁幕的边境围墙至今却少有人提及。在八○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共统治的三十年间，逃港难民可谓前仆后继，从未间断，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到香港，又有多少人葬身于逃港途中，至今没有准确统计数字，更没有任何纪念碑文追悼为了逃脱共产铁幕、追寻自由而逝去的亡灵。

大规模的逃港潮主要有两次，其一是一九六二年「大饥荒」导致的「五月大逃亡」，其二是文革后七○年代末的三、四年，经过文革十年浩劫，老百姓生灵涂炭，纷纷逃离大陆，这期间有三、四十万人偷渡香港。而这正是大陆共产政权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兴办经济特区的直接原因。

林语堂的《逃向自由城》正是以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为历史背景，以小说形式揭示共产党独裁政权不得人心的本质。林语堂在本书前言中表明：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虽属虚构，但背景资料是真实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