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变局》混沌中的省思

台大经济系兼任教授、余纪忠文教基金会董事薛琦。

狄更斯双城记常被引用的开埸白,「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把「那」改成「这」似乎颇为恰当。他的下一句是「我们正走向天堂,也正背道而驰」。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

许多指标显示,近十多年来美国的经济从未如此好过,有最长的繁荣期、最平稳的物价、最长的牛市、最持久的低失业率。但是下一步呢?中国大陆的经济正走过近半个世纪的荣景,但现在也面临结构、体制面的挑战,很难再复制过去同样的作法,继续维持高成长。

十一月的美国的大选、俄乌争战、以巴冲突、不稳的北韩、台海情势……这么多棘手的问题,在二战后从未在这么多的地方同时出现。这个混沌的世界会走向何方?

美国在2020年2月COVID-19前,经历了历史上最长,共128个月的扩张期。美国在2000-2020年的20年间,物价都非常稳定。美国股市的道琼指数从2009年的谷底7,063点,增加了四倍,那斯达克指数从1,117点,更増加了八倍,美股走过最长的牛市。现在美国股市中AI科技产业更是方兴未艾,Mega七巨头股价如日正当中,但是他们的本益比(PE Ratio)普遍偏高,是隐忧,对7家公司未来的获利能力是极大的挑战。

美国失业率的表现也让人刮目相看。2009年美国失业率从9.9%的高点降到2020年3.5%的最低点。不知多久美国的失业率曾如此之低 。若扣除疫情期间,美国有53个月的失业率低于4%,史上最长。2021年底又降到3.9%,之后直到今年5月才回到又4%以上。

疫情爆发后第3个月,美国M1从4.8兆跳升到16.3兆,增幅2.4倍,至2024年1月仍有7.2兆,贷币市场流动性依然充沛。而美国的债务。2020年3月美国国债余额23.69兆,6月增加11.8%至26.48兆,债务占名目GDP比例从107%,跳升133%至有史以来的高点。2024年3月,受这段期间通膨的影响,国债GDP比降至122%。在高利率环境下,美国债务利息已超过国防支出,又美国房屋贷款系以固定利率(FRM)为主,占80﹪以上,在目前30年期FRM还维持在7-8%高档之下,已经出现拖欠、延后偿付的状况,势必影响美国银行的资产品质。

过去40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有一个利基,人口红利,青壮人口的占比很高。但自2022年起人口成长转负。另股市不振,十月虽有反弹,但前景仍然不明。最严重的还是房市,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新建及二手屋价格分别下降了5.27%及10.71%,仍在下跌中;大陆的债务最麻烦的还是地方债,特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流通的债。它是由地方政成立的公营事业与融资公司所发的债,最不透明,将是问题的起爆点。

中国大陆的出口一直是经济高成长的来源,直到2022年美中对抗加剧,才开始下滑。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最高时曾到了14.9%,最近才略降到14%左右。观察中国大陆前十大出口项目,有5项显示性比较利益(中国大陆该项产品的出口占比除全球该项产品的出口占比)超过2,有3项明显超过1,表示这些产品极具有竞争力,尤其在电信、电子产品,IC及纺织品,衣服等项目,对其他国家最具威胁性。含义是,将不易延用过去扩大出口方式来提振经济。

比较两岸过去的经济成长,台湾在60、70年代10年平均成长率分别有8.36%,10.9%,80年代后开始降到9.88%,90年代再缓降到8.36%,2000、2010年代降至5.72%,4.78%,2020以后更只有3.22%到3.9%之间。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的1980算起,4个10年的平均成长率高达9.83%,且步步高升,超过台湾从1960年算起4个10年的9.38%。

当台湾从10.92成长高峰降到5.72共花了30年时间,而中国大陆从2010年代高峰10.55%,不到15年成长率几乎减半,之后要保5可能都很困难。之后的经济激励政策效果可能像左传里讲的,「一股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过去,过度刺激经济的结果,看似经济成长,却生产了许多用不着的东西。

总体经济学里对于均衡有一个说法,存量调整到均衡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不容易透过价格机制来解决,流量达到均衡的调整正好相反。货币与公债的发行是存量,人口也是。环保问题中Co2的排放量也是存量问题,糟的是每年的排量还在增加中。当经济问题无法透过价格机制来解决时,又称为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正面临这样的问题?

现今影响全球经贸的关键就是地缘政治 ,而美国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而全球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围绕着半导体产业,以前石油是武器,现在半导体是武器,而半导体跟很多产业都息息相关,所以地缘政治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 ,而台湾是全球高阶晶片主要的生产地,美国视半导体为美国利益的核心,利用半导体箝制中国,也推动本土制造,要把半导体制造搬回美国。

台大经济系兼任教授、余纪忠文教基金会董事薛琦。

川普已经当选,全球供应链必然重组,他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减轻公司与个人所得税、放松金融与环保监管、加紧移民管控、全面性及针对性提高关税...等,每一件政策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彼此也互相牵连。川普提高关税目的是要把制造业移回美国,但是,若美国的工资跟工作条件不变,除非像扶植半导体产业一样,给予高额补贴,看不出来怎么将制造工厂吸引回美国?

碳排放成为全球暖化问题,不是从工业革命开始。1970年代之初,英国的伯明罕,匹兹堡有黑乡之称。1972我到克里夫兰念书时,一条大新闻是城里的一条河,水面着火。1962年美国有位学者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首次提醒大家要重视环保;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提出成长的极限,那时还没有全球暖化这个名词。

要把这本污染的帐算清楚,应该是谁使用的问题,不是谁生产;也就是谁在消费碳?排碳有了价格,生产端自会注意改善。至于谁该多付出一点,有能力者多付,已开发工业化国家多付一点,也是天经地义。

今天大家面对的真是一个混沌的局面,川普当选后,或许有一些情况会明朗,但不确定性仍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谋定而后动,让春天不再寂静。也许川普的当选让混沌变清楚,同时也发现:我们正离天堂愈来愈远。

注:本研讨会由余纪忠文教基金会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