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习近平在安全与发展间求取平衡

旺报社评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标示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大陆针对新局的政策部署，开始端上台面。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会议，聚焦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有利的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习近平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说明这项工作的意义，强调要「推进高水准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次日他就到上海调研金融、科技与民生工作，释放鲜明的「发展」讯号。

部署新局法治条件

习近平强调「当务之急」，急在何处？从近处看，当然与迫切需要恢复的中外民间交往和外资投资信心息息相关。根据大陆国家移民管理局资料，今年前三季度，除大陆和港澳台居民以外的外国国籍者，出入境中国大陆人次仅1937.4万，与疫情前2019年全年达9767.5万人次相去甚远，中外交往元气显未康复。

大陆11月3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资料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衡量大陆FDI水准的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18亿美元，创下自1998年有此资料以来的首次负值。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报导称，截至今年9月底，在华外企已连续6个季度从大陆汇出超过1600亿美元的获利，而不再寻求于大陆内部再投资。

中外经济联系的弱化，既有疫情期间发生的供应链转移因素，亦有外资对以台海争端为导火线的潜在中美冲突的担忧。还有资本界对于中美两国政府均日益以安全考虑的棱镜，审视跨境并购和投资行为的却步与无奈。而外资入华的熄火和获利成果的了结汇出，又进一步影响大陆民企对中国经济后势的自我评估，冲击着民营经济决策者的中远期预判和相应后续布局。

此外，在中国从事技术加工出口的业者，亦不免担忧美国对华「小院高墙」式的敏感技术脱钩制裁，是否会扩及自身所在产业。疫情前一度繁盛的民间创业大潮和「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则随着中美关系僵冷和战略互疑的上升，已顿失来自美元创投基金的投资挹注。曾经络绎于途的陆企赴美上市，如今更宛如一条「政治高压线」，若想跨过，必然引起各方侧目。

对外开放更进一步

凡此种种，皆使重新提振外资和外籍人士对中国的预期和信心，成为大陆政府最关切的任务之一。而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明确公权力对种种涉外市场行为的规管边界和法治程序，则成为大陆当局眼中提纲挈领的重点工作，并试图以此回应外企和外国政府对大陆长期以来的呼吁：包括加强智慧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权益，主动适用、对接和吸纳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以及把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水准对外开放有效举措、成熟经验及时上升为法律。

除了上述有待全力解决的具体问题外，习近平还在这场集体学习中提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这似乎也预示着，虽然自中共二十大前后以来，外界明显感受到大陆对外部风险和世局变幻的预估愈来愈尖锐，但这并未使大陆完全转向重新闭关的路径上。

从逻辑上来看，强调涉外法治的建设，并非是欲把所有的对外交往管死，而是要填补许多中外间新的交往形态、新政治氛围和新技术条件下，过去未曾有明确依循的法治真空。从而使官方的收放和行政准驳行为有据可依，同时也帮助外方形塑对与中国互动的判断和预期，以期达到建设所谓「更高水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愿景。

在中美热战未必不可避免，但各领域的全要素竞争剧烈的局面下，如何妥适平衡发展需求与安全需求之两端，使其不致偏废，已成为各界争先建言的显学。大陆以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回向「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等目标，同时又对各级主政和执法队伍提出「全面提升依法维护开放安全能力」等要求，也折射了眼下这一时期，大陆对如何续走改革开放之路的思虑和平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