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长大”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打压？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东西问)盛松成：“长大”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打压？

中新社北京2月23日电 题：盛松成：“长大”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打压？

中新社记者 夏宾

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健收官，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将定下新的发展目标。当中国经济总量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上前行，经济变革也走到了十字路口，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国模式”还能否持续？“中国模式”应如何调整改革？在“长大”的过程中又该如何应对外部的打击与挑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称，来自外部的一些打压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未来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结合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特点与海外环境形势的变化，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机制来鼓励创新和促进消费是当务之急。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外界一直关注中国GDP何时超过美国，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该怎么走好自己的道路？又该如何应对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来自外部的一些打压？

盛松成：中国经济已历经40多年高速增长，普遍认为中国GDP将在1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当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领先地位没有改变，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被美国认为是一种威胁。

来自外部的一些打压对中国经济短期影响有限，而从长期看，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仍在国内，未来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阶段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薄弱环节和发展方向；要认清差距，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结构调整，提升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制度红利。我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实现，经济增速也会步入新的阶段。

目前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并不代表全球化已陷入瓶颈期。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多元化的国际秩序会逐渐建立。中西方会在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的世界中形成新的合作体系，进一步实现双方共赢。

中新社记者：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踏上现代化征程，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您认为中国做对了什么？

盛松成：适时且深层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并不仅仅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对长期生产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制度改革可以归纳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前者包括要素端和生产端的改革，后者包括消费、投资、出口体制改革等。制度改革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会促进和推动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显著增长、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对外开放进程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明显加快，这为中国带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和合作中来，有利于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此外，利用“后发优势”，我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还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短期宏观调控政策。近期，为抵御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趋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

历史上鲜有大型经济体经历如此快速的增长，政策引导和体制改革一直为中国经济指路护航，缩短了市场不断试错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较为“成熟”，中国同发达国家可以平等往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中新社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与西方等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在哪些方面？

盛松成：我们的历史文化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都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初始条件不同造成选择路径也会不同。我想，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我们没有亦步亦趋，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演变和发展。

以我所熟悉的货币政策为例，中国历来强调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对经济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强调金融的根本任务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恰恰可以反映中国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状况，衡量资金松紧程度，展示多渠道的融资结构。创设、编制、统计与完善社融指标，是我担任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期间最为重要、费时最多、也是感受最深的工作之一。社融指标的理论基础由西方国家提出，但却没有在国外落地生根，而是成为中国独一无二、首次创设的指标。

中国与西方等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推动。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范围广、程度深，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挥、管理和监督职能。这与欧美国家历来崇尚的“大经济”“小政府”和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制度变迁、经济转型、财政、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的改变、金融中介的发展等都带来了传统经济模型所无法简单估计出的经济效率的变化。

第二，非公有制与公有制经济共生。私有企业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过度的市场化与自由化会导致许多低利润的基础制造业被挤出，造成产业空心化。

中国存在大量不以短期利益为先的国企，在基建、物流、通信等领域大力投入。我们都知道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这些在基础薄弱地区不计回报的投资在未来会带动和创造更多的消费与财富。

第三，特殊的历史文化等因素。比如，中国储蓄率一般高达35%至40%，大大高于欧美国家平均不到20%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时间内，中国基本处于“高储蓄率―更高的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循环中。

再比如，中国利用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鼓励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次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中国出口却逆势强劲增长，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成功控制疫情的红利。

中新社记者：“中国模式”能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盛松成：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还是得从各自国情出发。中国政府能统一各项方针政策，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促使一个产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这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省时而有效的发展手段。

在政府推动型经济发展中，由于政府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很容易产生腐败，而中国也会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在降低，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在提高。政府如果过多干预企业，企业过度依赖政府，会使微观主体失去活力、主动性和竞争力，就像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所以，政府推动也要符合经济规律，尤其要讲求投资效益，并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中国模式”没有走极端，而是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混合化，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面向未来，“中国模式”需要怎样的进一步改革，哪些是当务之急？

盛松成：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已过顶峰，资本产出效率趋弱，同时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这些都意味着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机制来鼓励创新和促进消费是当务之急。

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入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激励手段，但同时也要注意知识产权带来的反垄断问题，避免阻碍后来者的创新。

制度建立和改革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实现可持续创新。此外，市场化的创新需要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趋势，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同时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实现高水平的正向循环和供需平衡。

目前国内外形势变化较大，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稳增长与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不能简单地通过长期改革的措施应对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因为如果没有短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无从谈起。

基建投资是今年中国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基建投资的可控性较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目前中国基建投资有不少项目储备。中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至30%，且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为城镇的五分之一左右。不应低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

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前移，同时还有以前年度财政结余资金、政府引导基金、城投债等多种资金来源，基建投资资金也比较充裕。应正确认识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基建当然要讲究效益，但不能只看直接效益，还要看带动效益；不能只看短期效益，还要看长期效益；不能只看局部效益，还要看全局效益。(完)

受访者简介：

盛松成，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宏观经济调控。多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和《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China Economic Transition》等重要刊物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出版多部著作，并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研究、编制和推广中作出突出贡献。获浦山政策研究奖等一系列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