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向大陆承诺不搞台独──李登辉的共党同志之3（徐宗懋）
2002年，台籍中共党员陈炳基（左二）以私人身分受行政院之邀出席在嘉义举行的228纪念会，乡情超越了政治颜色藩篱。（左三）陈隆志，（右四）张博雅。（徐宗懋提供）
问：回到「228」的主题，回台北后，风声比较缓和了，那可以重新活动了吗？没有危险了吗？
答：不能那么说。总是镇压的血腥恐怖气氛缓和一些。实际上很长时间人们都心有余悸，怕祸随时有可能降临。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大概是5月上旬，我回到台北察看形势，好不容易跑进中山堂看了一场电影，碰到建国中学学生武装队伍队长陈炎陈。他是3月3日晚，我派去新店武装起义总指挥部的联络员，他还另带一个人。另外我还派好友、台大黄雨生去。但当时都没有回来建中回报，又派两个建中学生去联络，但都没有回来。4日，凌晨开始的起义计划，因乌来原住民没有下出来参战等原因而未能执行。当晚派往新店的几个建中学生都被国民党驻军抓走了。
后来又有好几建中的骨干被抓，至少被抓了7、8个。我之所以把起义队伍集结在建中，因为听说校长陈文彬是开明人士。他对几次学运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也救出了学生，之后被关押一个多月的学生都放出来了。陈炎陈告诉我，关押期间被追问了我的姓名情况和下落。于是，没有详谈我就赶紧离开了。
问：你从上海回台以后，社会情况方面，风声平息了吗？
答：表面上是。起初国民党从大陆派军队，警备司令配合，宪兵也来一个营。这个乱杀、乱抓的武装镇压阶段，当然过去了。白崇禧去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军队特务乱抓，比起来就比较平静了。但是随时被抓的恐怖，人人都有。
问：新民主同志会，一开始是谁发起组织的？
答：按照后来李薰山的讲法，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集会了。告诉我的是李苍降，因为我最熟的就是他。我去了之后才认识李薰山。林如堉是李苍降台北二中的同学，他们都高我三班，过去也没接触过。李苍降知道我认识李登辉，就告诉我说，我们4人要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你要不要参加。我就请示廖瑞发，他说可以，我就参加。
我当时同时是省学工委委员，到了年底，上面才告诉我，你学工委不要干了，专搞新民主同志会。新民主同志会起初可说是中共外围组织，设有中央委员会，每个人都是中央委员。没有什么负责人，5个人都是。当时有讨论章程，就在林如堉家开会。根据李薰山说，他们在李登辉家开过会，在台大普罗寮。有些地方，李薰山也可能记错。
后来看李薰山的判决书，发展他入党的人好像是吴思汉，联系人是省学工委的刘沼光，他是台大的。李薰山是党员，这是刘沼光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是党员，他不知道我是党员。大概是在1947年11月间把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吸收入党后，就成立中共党支部直属中共台湾省工委会领导，即派徐懋德来领导。
问：你回来以前，他们已经有构想了？
答：嗯，但是还没成立组织，他们讨论一些问题。我参加以后，大家搞了章程，正式成立。当时想了好多名字，最后叫新民主同志会。
问：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答：就以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为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目标很清楚，跟大陆的斗争一致。
问：当时几位中，理论水平比较强的是谁？
答：很难说啊，呵呵。理论高与否，应该看每人的实践，看是否应用的好与否？当时大部分的时间就只开会，谈怎么工作、怎么斗争。
问：开会都谈些什么？
答：谈一谈工作啊！我们开会第一项就是决定新民主主义翻译成日文，以便让看不懂中文的人传阅。林如堉，中文、日文都好，他负责翻译，我负责印刷，是在老前辈黄石岩家印刷的。创立党支部后，有时就传达、讨论中共文件、决定研究如何开展工作。
问：其实你们没有开过几次会？
答：每个礼拜一次喔！平常因国民党随时都是会抓我，就躲在乐生疗养院（注：麻疯病医院）工作，一般就只有星期六、日出来台北开会和活动。
问：有改名字？
答：我没有。
问：用本名不是很危险吗？
答：也是，但是当时国民党控制也没那么厉害。因为乐生疗养院是政府编制，院长杨仁寿是林水旺的继父，后来他在监狱里病故牺牲。他当时想给我提高工资，但是我没有文凭，如果有上过大学的证明也好。当时我就冒险，跑去台大法学院抗议，叫学校应该给我肄业证明，我上了一学期嘛！那个蔡教务长从日本回来的，我磨菇说不开证明就不走。后来，我发现体育教员在教务长的房子外面转来转去，当时体育教员一般都是特务。我说再见，就溜了，哈！有这个故事。
问：李薰山、林如堉是什么时候被捸捕的？
答：原因是特务小组钻进组织。起源是刘照枝，他是印刷工人、家贫，曾被日帝征去菲律宾当过军夫。他是我小学同学，我因多年当班长，他很尊重我。给他讲劳动剥削，他很快就能理解而要表现积极，帮我印宣传品等，就发展他入中共。刘在基层群众中的连系广，不多久就联络了几十个工作对象，大概是在1948年夏，他把曾一起在菲律宾当军夫的张清杉收为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实际上张是特务分子，他又带了3人进来，实际上是特务小组。
我因1947年底就到郊区乐生疗养院任职，就把刘照枝以及他发展的新民主同志会成员交给林如堉和李薰山连系培训。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这个特务小组，但他们逐渐知道了刘照枝、林如堉、李薰山以及我4人的政治身分。这件事最初是被我发现的，我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有一个邮递员来问陈炳基是不是住这儿。我说有啊，但是人不在。他说了就走了，也没给信。我感到奇怪。
另外在龙山寺，遇到台北二中高我一班的吴继王，他是军统的。他说陈炳基你不要大摇大摆逛游。我说怎么一回事啊？我干了什么？他说你不要跟林如堉、李薰山这样的坏蛋一起。我心里说坏了！我赶紧回报。后来台中有一个党员说他在一个特务同学家的台历上，看到他写我、刘照枝、李薰山、林如堉的名字，另外还有3个不知姓名的即都打ＸＸＸ。所以我们开了会断定张清杉小组是特务小组而李苍降、蔡瑞钦及李洁（徐懋德3人没有暴露），就决定1948年10月20号以前，我们4个必须离开家里躲避。
问：有包括李登辉吗？
答：李登辉已经退出党了，后来徐懋德告诉我们，他在48年春天就退了。10月25号凌晨，国民党同时去我、刘照枝、李薰山、林如堉4家抓人。他们3个没跑，我这个怕死的躲避了，没有抓到。至于李苍降的被捕，是属于另一个阶段。他后来去当中共基隆市工委，干了好多工作，一直到50年才被捕，慷慨就义，而蔡瑞钦转地下工作后在嘉义的另案被捕，光荣牺牲。
问：林如堉被捕后，理论上是有可能供出李登辉吧？
答：他就没这么做啊！
问：他供你倒没关系，因为你已经跑掉了。
答：特务早已知道我了，不存在供出与否问题。
问：所以林如堉和李薰山可以供出李登辉，却都没这么做。
答：你看李薰山的判决书就知道，上面根本没提到李登辉，也没有供出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领导人。1996年，李登辉跟我说感谢我们几个朋友保护他，就是因为我们没一个人说出李登辉，包括我、李薰山，和被枪毙的林如堉、李苍降。所以，李登辉感谢的，不光是对我一个人，因为一批同志死的死、关的关。他说感谢你们保护我。
1999年陈炳基（右）返台探亲，参加马场町春祭，悼念当年遭枪决同志。（徐宗懋提供）
问：林如堉和李苍降被枪决后，遗骸埋在什么地方？
答：他们的墓，1994年我都去祭拜了。林如堉是在六张犁。我去的时候，李薰山带着我爬。林如堉的弟弟陪我们。李苍降的骨灰是在大溪一个庙。他们几个台北二中要好的同学，日据时期去那里玩过，在那里谈过抱负。我和他太太和他女儿，一起去祭拜过。
问：李登辉后来跟国民党办自新手续的时候，可能没提新民主同志会的事吧？
答：不清楚。
问：情治人员知道新民主同志会的组织吗？李敖那两本资料有提到吗？
答：李苍降、林如堉的判决书有提到新民主同志会，这是1948年的事件，戡乱条例以前的事，所以李敖那两本没有。有的地方是弄错了。特务把我们弄成爱国青年会，这也是个外围组织，发展学生方面。它并不是统一的组织，而由各党支部自行领导，新民主同志会是发展社会青年。如果我们遇到学生，我们就转给爱国青年会，入党就转给学工委。我为什么离开台湾？两个原因，因为台湾的「四六事件」抓很多学生，我的学生关系很多，另一个原因是法院贴出判决李薰山、林如堉的公告，里头提到了逃亡「匪首」陈炳基、刘沼光。
问：李登辉与你谈了那么长时间，他知道你是中共党员，应该知道你一定会向上报告，他没有顾忌吗？
答：好像没有什么顾忌。我是先斩后奏。我探亲去台，李知道后约我去会面，我要向北京请示也不便，就去赴约了。久别几十年的老朋友见面主要就是叙旧。可是他刚当上「民选」总统，又是「就职典礼」前夕，另外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在场，李就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好像没有什么顾忌。
直至我们将要分别时，我顺便地问了一句：有什么话要向北京说的吗？李才说：对了，你们都得向上汇报才行。这样吧，你就说，我李登辉在职期间不会搞台独，放心好了。当然，我向北京「后奏」，把会见情况整理成几条向主管对台的几位领导人做了汇报。我对任何人包括吴克泰在内都没有说过我与李登辉见面之事。只是逗着对吴说：「你送我大红包，我就帮你，一定批准你赴台。」有意暗示他台湾要批准他了。
问：你的报告是否有可能使中共中央误判形势？
答：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我是返台探亲，没有任何任务，老朋友相会叙旧，没有大惊小怪的。我只是如实地汇报了会见情况及一些谈话，仅供上面了解和参考，没有提什么意见、建议。不存在，「中共中央错判形势」问题。汇报后既没有什么批评也没有什么表扬，汇报完了就完了。
问：李登辉后来所做的跟他当时所说的一致吗？
答：李登辉后来所做的跟他当时所说的差不多。
问：谈到新民主同志会的种种，可以说，他对老同志很有感情的？
答：可以这么说。我告诉李登辉，李苍降结婚了，有一个女儿李素慧，在新光医院当医生，也在台大门诊。他听了说，是吗？我要去看她。后来，他马上去看她。李登辉离开新民主同志会的时候，李苍降还没结婚，后来结婚了，生了孩子，李登辉当然不知道。
这个孩子真不容易啊！李苍降被抓去以后，他的太太也被抓了。她根本不知道丈夫的身分，怀孕7个月，被吊打，孩子早产，在监狱生下来。听说婴儿皮肤太薄了，连内脏都看得到，国民党多残暴。后来狱友一起保护这个小孩，想办法喂养小孩。我不清楚后来是不是小孩先被抱出去，或者是和李苍降的太太一起关了一段时间才放出来。总之这个孩子活下来，渐渐长大，很痛苦，到了哪里就被骂「共匪」，学校转来转去。
李苍降的太太真不容易啊，后来学习以后，当台大护士长，硬把这个孩子养大，她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女士。现在这个孩子是国际肾脏协会理事，医学上很有成就。李登辉听了以后，就去看她。我见李登辉的事曝露，就是因为他去看她，不然，没人知道我见过李登辉。
问：你跟李苍降的女儿还有联系？
答：我1994年回去，找这些旧战友。有牺牲的，就找家属去扫墓。比如蔡瑞钦，当时没有被抓，后来跑到南部才牺牲的。政治受难人都不知道他的家属是谁，后来我在恒春找到省学工委系统的政治受难人郑溪北。他说，师范学院出身的画家涂炳榔是蔡瑞钦的亲戚也被抓过，人在高雄，所以我才找到蔡瑞钦的太太和孩子。那个孩子也是受苦了。他本来成绩很好，大学毕业时要保送他去军队医院任职而受阻，才知道爸爸是所谓「共匪」被枪决。他妈妈以前根本没跟他说，也没再嫁。我们在花莲发展的党员，后来也被枪杀了，我也去找。我94年回去的时候就是去扫烈士墓，拜访其家属和找过去的同志。
问：李登辉和李苍降的女儿见面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
答：李登辉竞选的时候，可能去新光医院拜过票。不知道是谁拍的照片，里面有李素慧，站得很近。我到李素慧家看到这张照片，把照片给李登辉看了。李登辉就说要去看她。他公开的去新光医院，说要拜访李素慧。李素慧当时在台大医院门诊，医院赶快打电话给她。李登辉请她陪他视察医院，并问候其母，李苍降夫人。也就是从这里，曝露我和李登辉见面的事，不然没有人知道。
问：你们见面之前，新华社的批李文章中，已经说他是共产党了，你为什么仍然不愿意跟外界谈论你们见面的事？还有另外的考量吗？
答：从根本上说，当时参加中共是有理想而勇敢的人，不能提供反共反统一的人们利用这一点攻击他。会见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说李登辉不是叛徒，因为他1948年初就离开了，如果他是叛徒，我们早就被抓了。我们明明是国民党特务钻进来破坏的，跟李登辉没关系嘛！另外李敖搜集的那本提到的叶城松的部分，也不合事实。他不是李登辉发展入党的，李登辉发展的是新民主同志会。
我快离开学工委的时候，杨廷椅来找我，说你给我介绍叶城松，他要发展入党。叶城松是跑了好多年后由于线民告密才在嘉义被捕的。所以说他叛党、叛徒、叛蒋经国，都是不符合事实。我是实事求是，不是为他辩驳。你把蒋经国说成是正面人物，才说他叛变蒋经国啊！你如果说他过去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不信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叛徒的意义，是出卖同志、出卖组织。他出卖什么？他知道的组织方面的事也有限。我也知道的有限，每个地下党都是有限。
另外还有入党问题，入党是光荣事，蒋经国也入党过，台湾为什么不给蒋经国兴师问罪？应该看李登辉的政绩如何、两岸关系处理得好坏、有没有为台湾同胞的福祉服务，来作评论，才是正道。
问：1996年见面的时候，你能预料几年后的今天，李登辉越来越亲日本右翼、越来越强烈的台独色彩吗？
答：我没想到他会发展到今天如此荒谬的地步。我想，在答你的提问中谈一谈对李登辉变化过程的一些感受。个人认为李登辉当政以后，顺应和依靠民意的功绩应予肯定。李在执政初期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他制订《国统纲领》，还推行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措施和工作。老朋友曾对他抱有希望。我更是期望李登辉在两岸统一上能作出更大贡献，成为名垂青史的中华民族的一位伟人。实现统一能更有力地推荐振兴中华的伟业。但事与愿违，人们的希望逐渐走向破灭，但总是希望他回心转意。
我想，两蒋向来依靠美国，李登辉依靠美国是继承衣钵，不足为奇。但是，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台湾省籍人的李登辉，竟然变成和日本极右势力相勾结到今天的地步，令人吃惊！是不可原谅的！1996年会见李登辉之前，我已听到李「背着美国」与日本亲台议员等一些人物有秘密接触的传闻，但不知有没有此事。因此我把刚写成的「抗日末期台湾青年学生的反日斗争」文稿随身带去会见李，想能否找到机会送给他阅读。文稿介绍多起反日事件，并写明其共同宗旨是「回归中国」。
当天将要握手分别时，李登辉送给我及家属3张「总统就职典礼」入场卷，我借机会拿出文稿问他有兴趣看否？李答：「这些反日人士大部分我都认识，要看一看。」很遗憾，看来我的用意对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现在李登辉竟然公然地和《台湾论》作者小林善纪等日本极右势力同流合污，竟说：钓鱼台是日本领土、宣扬「武士道精神」等等。这些言行是完全丧失民族立场、伤害台胞的尊严、损害台胞的根本利益，令人气愤。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本系列完】
在累积20余年珍贵历史照片原作收藏，以及整理、修片、上色、编撰、出版等高度专业的经验累积，徐宗懋图文馆制作推出全景式的彩色台湾历史的集精选大成之作《彩色台湾历史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