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李登辉的隐忍之路（戚嘉林）

坊间曾出版描述李登辉总统二进二出共产党的书（图：中时档案照）

李登辉在其2005年3月出版的日本学者吉田胜次对谈录《自由的苦涩》一书中，承认他在1948年「二二八事件」后，曾经加入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红色组织；在台湾，因台湾是一个海岛，四周环海，人民无法外逃，故国民党在岛内有绝对的控制力量。此外，由于这次内战是国民党失败与共产党获胜，国民党乃在最后据点的台湾，进行政治上铲除中共人员的大整肃。

●李登辉可能出卖同志

大整肃时期，为了保卫最后的疆土台湾，为了鼓舞士气并防止中共的渗透颠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镇压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凡是与「中国共产党」沾上边者，几乎莫不遭到逮捕、酷刑、坐牢或处决。

那个时代，所有留在台湾的李登辉「中国共产党」同志，均遭逮捕、坐牢或处决。例如曾于1947年10月由李登辉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叶城松，及曾在李登辉住处参加读书会聚会的共产党员杨廷椅，均遭逮捕并处死，尤其是叶城松案，在安全局的秘密档案中，清楚地记载李登辉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是叶城松的介绍人。也就是说，情治单位已经知道李登辉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李登辉却能安然无恙。在那个政治大整肃的时代，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如果未曾出卖同志而能安然无事者，实在是不可思议。因此，台湾著名历史学者李敖就怀疑李登辉曾出卖他的中国共产党同志。

●李登辉自新

1950年10月，政府宣布「自首办法」。当年，李登辉向保安司令部办理「自新」，脱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由其老师徐庆钟（台湾台北市人）作保，续由当时担任台湾省 「农林厅」厅长徐庆钟的保荐入台湾省「农林厅」任职。接着，在徐庆钟的协助下，李登辉获得「中美基金奖学金」。1952年3月，李登辉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lowa State University）深造，1953年4月获硕士学位返台。因徐庆钟的再次提携，李登辉升任「农林厅经济分析股」股长，另并兼任台湾大学农经系讲师。

李登辉留学美国期间1952年7月的某一天，他一位好友的弟弟密访他的太太曾文惠，通知其兄长明天将被政府处决的消息（其兄长是曾与李登辉一起读《资本论》的读书会成员），并告称警备总司令部已经全部调查过当时读书会成员的名字，所以你们也要小心一点，曾文惠听后很是惊恐，当时的国际电话不容易打通，如果写信，则恐信件遭邮电部门情治人员的安检，故不敢写信告诉李登辉。后来，曾文惠终于察觉，李登辉之所以会去海外留学，除了热衷学问外，或许还有其他的考虑。

2009年时任总统的马英九参加「简吉与日据台湾农民运动」特展开幕，由于简吉当年为台湾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员，因此展场内也有曾加入共产党的前总统李登辉照片，让马英九饶富兴味地停下脚步观看。（图：中时档案照）

●调查局拘禁

1953年4月，李登辉学成返台，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派专车至机场接机。然而不论是在机场或是在车上，曾文惠均末向李登辉提及友人被政府处决的事。直至回到重庆路的住处，曾文惠才告诉他友人被处决的事。李登辉听了只是点点头，沉默不语。

在农林厅任职一年多后，李登辉于1955年辞去工作，转任合作金库研究员，仍兼台大教职。1957年，李登辉应谢森中先生（广东梅县人）之邀，入「农复会」 任职，并于1958年出版其与谢森中先生合著的《An Analytical Review of Agrie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put-Output and Productivity Approach》一书。

台湾人蔡孝干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瓦解后，陈福星（台湾台南人）召集干部重建省工委组织，委员包括曾永贤、萧道应、刘兴炎等人。1960年，萧道应（台湾屏东人，台北帝大医学院毕业，1940年潜赴大陆参加抗日）向调查局第三处处长牛树坤自首，除供出位于高雄旗山的武装基地，也提及李登辉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事。

当时在「农复会」当技正的李登辉立即被逮捕收押。据曾与牛树坤一起应讯李登辉的谷正文回忆，「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恩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随后，李登辉被关押在调查局（台北新店）的禁间所约4个月。那时，李登辉在农复会当技正。农复会委员沈宗瀚乃委托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梅彦士向调查局交涉。

调查局局长张庆恩认为本案已事隔10年，不致危害国家安全，同意由沈宗瀚保释，李登辉方获自由。

●謷总约谈

1960年代中期，在农复会的李登辉，因无博士学位，未能升任该会「农业经济组」组长。据其恩师徐庆钟的回忆，李登辉为此情绪颇为不稳，甚至怀疑外省人欺负本省人，故意不让他升官。因此，李登辉打算出国深造。

1965年秋天，李登辉获得美国洛克菲勒（Rockefeller）财团与康乃尔大学合设的奖学金，前往康乃尔大学深造。1968年，李登辉获康乃尔大学农经博士，随即返台，担任农复会技正兼台湾大学教授。李登辉的博上论文题目为「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1969年8月，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将该论文选为「年度最佳论文」。

1969年6月某日清晨，天刚蒙亮。李登辉突被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派人自家中带走，直至晚上11时左右方回家。李登辉的妻子曾文惠回忆称「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长的一天」。那时，在一个星期之内，每天都被警总官员请去约谈，内容重点大多是有关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的事。

约谈结束临走时，那位警总人员告诉李登辉称「像你这种人也只有蒋经国敢用你」。李登辉听了很是高兴。很显然地，李登辉知道自己通过了蒋经国的安全考核，展望未来，将是光明的前程。当然，这也是李登辉最后一次被情洽单位约谈。

1970年，李登辉出任农复会经济组组长。在白色恐怖时代，政治犯如果遭到情治单位的逮捕，可说是几乎都会遭到情治人员对当事人的刑求屈辱。李登辉案情的严重情形，是严重到虽在台湾大学任教，却仍于1960 年关押4个多月。且在调查局应讯时，李登辉身上的腰带、手表也被卸下，更何况还有1950年代向情治单位的自新应讯。合理的推断，李登辉一生不但曾遭外省情治人员的侦讯屈辱，也必曾遭外省情治人员的刑求屈辱。

回首前尘，李登辉遭受外省情治单位的政治监控长达20年之久，期间并曾遭情治单位的逮捕、侦讯、刑求、关押、约谈等的各种屈辱，以人性的常理推断，他对外省人岂止蔑视，当是痛恨不已。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下，李登辉只有将此恨意深藏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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