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贿与政治献金的那条线

（图／本报系资料照片）

检调侦办SOGO经营权争夺立委收贿案，台北地院4日作出裁定，除了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遭法官认定是「期约」收贿而交保，包括前太流负责人李恒隆与3名立委在内的7人全遭到羁押。但在司法对贿赂与政治献金难有一条清楚界限下，未来能否定罪却是个未知数。

公务员受贿，若因此违背职务，在《贪污治罪条例》里是属于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之罪。只是检方须能证明收钱与职务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即所谓对价性，才足以成罪。

但关于对价性，司法实务总以职务内容、利益种类、收受数量与价值、收受时间、当事人关系等等为综合考量，标准实相当模糊，也易有因司法者不同而有歧异的认定。因此当事人就动辄可以借贷、赠与、做生意等等理由为规避，甚且，若尚未有现金往来，仅是借由监听知有期约之嫌疑，光靠其中的只字片语，也很容易在法庭上被质疑与推翻。更值得注意的是，决定贪污对价有无的前提即职务行为的认定，这却一直是司法的大黑洞。

由于立委虽有质询官员、议决法案与通过预算之权力，却无如一般公务员的具体权限，这就造成立委于职务行为认定的困难。以此次案件来说，企业人士送钱是为推动《公司法》第9条的修正，此属立委职务行为，并无疑问。惟就算修法成功，还必须借由主管机关依法处分才能成事，就此行政处分的做成，即非属立委职权，就可能使其收受金钱的行为落入是否详实为政治献金，或公务员财产申报的行政罚锾之领域。

为了解决如此的治罪漏洞，司法实务就强调立委的职务行为，除议决法案、预算、条约与质询官员外，只要与此等职权有密切相关，甚至为形成此等职务所为的预备、附随，以及行政惯例之行为，皆涵盖其中。如此的界定，既使恣意解释的空间更为宽广，也违反了习惯法禁止之原则，致踩踏权力分立的红线。

而如果针对立委收钱办事，要以公务员受贿罪论处有其困难，至少也得让其负起《贪污治罪条例》法定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主管事务图利罪。惟此罪的要件极为严格，若无法查得立委有以身分去强压公务员，如以砍预算来使之就范，而仅能提出有关说之事实，基于罪疑惟轻，恐也难以定罪。

过往曾发生职业公会为推动立法，即以政治献金之名义给予诸多立委利益，但检方却仅对数位立委起诉，且案件在有罪、无罪间游移，经过十数年后，仅剩一案仍在更审中挣扎外，其余全数以无罪为终。故目前侦查大公开的立委收贿案，检方的诉追恐得更仔细与专业，以免重蹈覆辙。（作者为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