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大陆》双城记——张益升的创作世界

张益升特别爱画城市。（张益升提供）

记忆也是累赘，它把各种标记翻来覆去以肯定城市的存在，看不见的风景决定了看的见的风景——依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有这么一个人，他特爱画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却是看不见的，他一直画一直画，直到他记起这个城市是看不见的，他才终于把它画出来，然而，这既可以是同一座城，也可以是不同的两座城。我底下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不管看的见的城市，或看不见的城市，都横亘在他所有的创作中，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张益升来自台北，一个繁华、喧闹、充斥着各种地方性与世界性参差交错的大都会，益升在台北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他是台湾艺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台湾，除非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和家人的支持，否则走艺术这条路注定是很辛苦的，益升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说，自始自终，他全凭一己之力，当同学们忙着参加社团、寒暑假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旅游的时候，他必须抓紧时间，以便挣到下学期的学费与生活费，玩乐对他来说犹如火星上发生的事情，不敢想也没时间想。他的身边家人，没有任何艺术的渊源，物质也不算充裕。但是这并不影响益升对画画的热情与毅力，虽然物质条件总是在相对低的水平上徘徊，但他仍然把所有的资源与时间投注在学习各种绘画的技巧，本科的阶段，他专注于水墨写生，由于他的勤奋，使得他表现出众，在研究生阶段分别获得了校内和校外青年美展的首奖。

然而这样的肯定，并没有使他接下来的路走的更顺畅，由于长达二十年台湾整体经济下滑，艺术圈也受到影响，甭说要靠画画过日子，就是要找到相关的行业栖身都变的难上加难。益升毕业之后只能屈就于许多杂务性质的工作，虽多少与艺术沾点边，但那些非本业的工作不允许他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从事绘画创作，他又再次来到人生的另一个低谷。台北虽然是他自小生活的城市，但是他的选择并没有领受到多少这个城市关爱的眼神，而是数不清难以言喻的压抑与挫折，至少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城市里，对于艺术这条路，显然并没有通往罗马的阳关大道。

俗话说，山不转路转，此路不通，我自另辟蹊径，益升在几年的消磨中，逐渐看清一件事实：艺术发展只有在资源更充裕的地方才有可能，而台湾一地已经过了最高点，往前面看，是收缩，是萧条，而不是扩张与昌盛，因此要往一个更大的世界、并且未来势头看涨的地方去，而不是抱残守缺，继续守着一亩三分地，何况这地也出不了什么东西。益升很果断，决定要往一个更大更全的世界走去，这就是对岸的祖国大陆。

比起同辈人，益升来内地发展的这个决定觉悟的更早，主要是希望延续他创作的生涯，他最初去的是北京，虽然那是一个艺术资源最丰富、大江大海汇聚的地方，但是命运之神却有其他的安排，远方还有另一个召唤，改变了他在祖国大陆的轨迹。在未来人生另一半的牵引下，益升转向西南，先来到了重庆，后去了成都。这里离她近在咫尺，也是她的家乡，爱情加上地缘优势，使得益升在大陆有了一个强大的支撑点，这将撬起未来他整个艺术之路的重量。初来乍到，一切仍须从零开始，开头几年，益升从山城的画会(漂移社)起步，以其勤奋的创作与多年来累积的实力，逐渐得到当地美术圈子的认可。在祖国政府与大陆同胞的友好与热诚帮助下，他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家庭、事业渐次成立，又过了几年，他与另一半一起进入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任教。在成都这个西南中心，他不仅有了立足点，可以长期稳定的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能够广泛接触西南一带甚至来自全国的业内同行并参相关活动的机会，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爆发，艺术的资源和需求也水涨船高，罗马也许还在远方，但是他不再坐困愁城。

一个画家的创作，必然与其人生的历程分不开，益升拥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同辈的历练，也更早领受了社会对一个无家世、无背景的年轻人严格的考验，想必他的体会也是独特的。从艺术社会学上讲，艺术表现并非发生在一个真空里，它是画家的个性，与其所在社会关系相互穿透形成的总体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益升的画风，无疑地也反映着这个总体，并在不同的阶段有着各种变化。他早期的画作，以实景写生为主，由于是习作，多为锻炼技巧，这个时期还在酝酿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研究所阶段，益升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从以叙事为主要表现的艺术手段，转向半抽像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以都市高楼为主要意象的画作，在其一幅当年的得奖作品中，画面所呈现出的高楼，并非单纯的写生（叙事），而是做了某种程度抽像化了之后的高楼形体，再加上一堆杂驳的附加物，而物体呈现在一片迷离的灰色背景之中，高楼的形体上宽下窄，在视觉上显得不平衡且突兀。

如果说「都市」是益升的生命载体，那么此时的高楼就代表了益升眼中的这个母体，反映出在其画风形成阶段外在世界给他的感受，台北这个城市一方面乘载着画家个人内心的渴慕，另一方面又是一堵高墙，看似永远无法越过。渴慕与怨妒是一对双胞胎，某种程度看，高楼既是他心中的向往，但站在它们的脚下，总有些让他感到压抑与喘不过气来，高楼的轮廓是巨大的，令人仰望的，却也同时带着某种狰狞与阴森俯视着底下的芸芸众生，可企而不可及，这种二律背反是益升迈向下一个阶段变化前的主客对立，需要进一步的辩证统一。

到了重庆阶段，益升加入了「漂移社」，这个时期重庆山城的意象迥然不同于台北，时值2009年初期，大陆的经济正蓄势待发，然而他所在的山城还保留着大部分的原貌，与台北相比，这时期的生活也称不上稳定，画家的主客观条件其实并未改变太多，但是与台北时期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此时益升画面中的景物，虽然同样是灰色系，但不再那么的冷冽阴森，反而带有一点朦胧晕散的平和感。建筑物仍是此阶段的主题，不过不再是巨大阴影构成的压迫，而是沿着蜿蜒山城而下、错落有致的众多平房构成的一道风景线。色调依然是暗灰色，但有着更丰富的肌理与层次变化，不像台北时期的严苛对比，中间没有半点过渡。

34×34cm-《繁华尽是梦1》-水墨纸本-2020年，张益升画作。

要怎么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呢？

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史陀（Levi-Strauss）指出，结构之时间纵轴（diachronic/langue）的主旋律（theme）和空间横轴(diachronic/parole)的变奏（variations）的交互转换，可以视为结构的二元对立和转化。这个时期益升的心境确实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沿着空间横轴的变奏，与其时间横轴主旋律交叉进行，用另种方式来说，这就相当于一篇乐曲的主题与和弦，或是型态学上的变形（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犹如鱼有各种不同型态，但不管哪种型态，都具备了一些共同的要素，后者相当于主旋律，前者相当于变奏。

益升的主旋律是什么？

大致而言，都市这个时空场域，便是益升的主旋律，台北时期的他，严格讲并未从此一场域得到安全感和足够的支撑，使得他的生活与追求面临双重的打击，反映在画面物体存在的森然绝对性，但这种绝对性（是单方面的否定，而非超越的扬弃）给他带来的却是挫折感与不安全感。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话说，都市空间是支撑资本霸权的生产关系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目的是积累更多的剩余资本并扩大其宰制。都市的空间表象所反映的正是宰制与被宰制的对立关系，而这便是益升早期画作中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都市空间的存在与其再生产，是资本存在与其再生产的替身与假面，它是以对社会的否定为其前提。都市这个母体本应赋予个人一种存在感和安全感，但实际上却是去社会性的个体绞肉机，浸泡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冷水里，除了冷漠与近乎窒息的紧迫，还能感觉到什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这个作为母体的场域又总是存在依恋，这是与生俱来的渴望，在台北时期的益升，对这种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作为台北人，他明明不是「他者」，他渴望着被纳入这个城市，在五光十色的迷离当中，他却发现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他既身在这个城市，也等于不在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所有看的见的东西，都不属于他。台北阶段的创作，画面呈现出来的，某个程度也可以看成是这种对于不在场的他者与被压抑的存在渴望之间的矛盾对立。

来到重庆，主旋律并未改变，但是呈现出一种变奏型态，前面提到，这时期的画作，虽然色彩基调类同，但表现手法已有些微差异，灰色调由台北时期的冷冽感转为扩散晕染的舒缓，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在都市空间里的凝重与冻结，现在有了解冻的迹象，如果说，空间是社会关系的投射，对一个来自异乡飘泊者，重庆山城的生活，是一群「漂移者」们的共同体，虽然物质条件尚未见好转，但心里上多少给了益升一个喘息的空间。母体的场域，既是对他从未在场的存在呼唤的吸力，又是阻挡着他实现这个回归的斥力，他与环境的斗争与实践，使得主体在不断克服这种内在二元对立的异化过程中，迈向新的综合，为克服矛盾的可能性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重庆时期的益升创作，属于旧的生存场域和即将开辟新的生存场域之间的过渡，如果用皮耶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话说， 这便是在社会空间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组合产生了变化，从而体现为对自身在台北的不可能性的实践性超越之结果。一旦到达了实践性超越的阀值，都市母体对他的存在呼唤就不再是抽像的（犹如体现在他早期那些面目不清的、阴森的建筑物体上的沈闷与灰暗），虽然山城的阳光不易，但在这个时期中为数不多的画作里，那里的天空竟然出现了一丝蓝色天光——在场，首先必须「被发现」，而这道打破阀值的亮光，正是让自己在场（从而也是从抽像成为具体）的必要前提。

接下来几年，益升从重庆迁移到成都，在成都，他成了家，在与另一半的携手并进之下，也顺利的进入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开始了他作育英才的事业，由于接触到西南这一带，乃至全国范围美术圈内的同行，这对他的眼界与创作方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重庆时期开启的天光，现在更加的透亮。川农大时期的创作，画面上经常有两种鲜明对立的色彩，亮粉金色的晕染背景常位于上方，而黑色的几何方块则突兀地自下方矗立，如果说，重庆时期所预示的天光是跨入新阶段辩证之破晓，现在就轮到了八点钟上升的太阳。然而，主旋律既是不在场的存在焦虑，就必然带它着固有的惯性，进入到下一个舞台，益升已然来到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带给他无数的机会与际遇，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正处于上升期，还有什么比那一片片晕染开来的亮金粉色，更能呼唤他的在场？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以这种姿态证明什么事情，何必虚矫、何必扭扭捏捏呢？没错， Hic Rhodes, hic salta!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那里仍有必须直面的矛盾：生存场域的结构，或以布尔迪厄的话说，所谓「生存心态（habitus）」，只是换了一个型态，在另一个地方延续下去，如同磁场变强变弱，但它的运作法则是不变的。台北变成了成都，即便主旋律经过变奏，但这个依然故我的「生存心态」，仍旧继续以它不变的法则，时不时地出现在画面上鲜明对比的色彩之中，这既是现实中的金色雀跃，也是心底的灰暗凝视。

成家立业，代表着一个男人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的阶段，在创作上，益升依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材料上，他开始尝试多媒材的运用，在画面的表现上，他不再以过去画面的矛盾张力作为主题，而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展现自从「在场的被发现」到心中希望与外在现实之统一。在益升的创作世界中，城市始终是主角，用卡尔维诺（Calvino）的话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看不见的城市，看不见，是因为离它太近，当你离的够远，就会看见它，益升确实走的够远，远到原来心中的那座城市在记忆中开始变的清晰。

在益升的许多近作里，压倒性的金色，或者流动，或者凝结，它已然全方位的覆盖整个画面，他不再避讳，因为这就是他心中那座城市应有的样子（从而也就是主体自己的理想色彩），在一系列「繁华尽是梦」的作品中，他便毫不迟疑地表现出这个倾向。易言之，繁华的金色世界，就是那个属于自己的城市，但为何是梦呢？明明就是此刻现实中的色彩，这似乎有点吊诡，但或许可以这样看，诚如前引文卡尔维诺所说，看不见的风景，决定了看的见的风景，那片繁华（亦即加入他的参与之繁华）本应在另个属于他心中的城市里绽放，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唯有靠着置换到了另一个地方，才能从记忆中让它重现，让作者仿佛实现了主体的在场（参与了心中城市的繁华）。

然而，益升曾经在个人画展的场合中，摆放了一张面对「繁华尽是梦」金色系列创作的空椅子，易言之，如果心中属于他的城市的繁华只能借由这种「不在场」的方式才能被看见，那么这个主体不论在哪个城市，他始终是缺席的，为什么呢？这有两层意义：一是原来的那座城市里，繁华是别人的事，一旦不能参与，这就造成了被去主体化的焦虑，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缺席的记忆与恐惧。二是后来的这座城市，主体虽参与了繁华，但却不能依循着原有的城市脉络被言说，因此只能停留在异地，成为另一座抽像的城市，事实上，只有「他者」是益升在这两座城市的共同言说，是主体在两座城市中各种记忆与焦虑的同义反复。画画是一种魔术，它让那座看不见的城市以另一座看的见的城市显现出来，只是在看的见的这座城市里，缺席和不在场也许是这个记忆的主人从未改变的宿命。

城市有两个，看得见的城市，与看不见的城市，而前者是被后者所决定的，无论走的多么远，后者终究离不开画家的视野。福科（Michael Foucault）指出，每一种解读，既是揭露，也是隐藏。益升的创作，既揭露了某种东西，也隐藏了某种东西。为了看清楚，必须以远离为前提，但当你离原来的位置够远的时候，你又开始看不清此时此刻所处的位置，于是，为了看清楚后者，你必须再次远离。每一次的理解都是另一次不理解的开端，反之亦同。每一次的「揭露」，何尝不是另一轮「隐藏」的开始，而每一次的看见，都预示了另一次的看不见，距离和理解，相辅而相生，相成又相克，就像如果没有隐藏，就不需要揭露，是同样的道理。无论如何，所有的城市，总是在朦胧与清晰，希望与现实的交汇之处，等着「他者」们，等着「缺席的主体」们去发掘出来。记起总是为了遗忘，城市未曾消失，消失的是自己。

益升用他的画所讲的这个故事，远比文字的表述来的更直观，更鲜活，笔者浅漏，自然不能形容于其万一，短短几千字的介绍，不敢说解释了什么，只能讲一讲自己所得到的「启发」，其中或者也有笔者的误解或谬见，有待于观者或评者对个人看法的进一步指正。益升的创作历程，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一个变迁时代里的各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辩证，从而表现的不仅止于他自己，更是这个时代里千千万万必须分隔两岸，在各种艰难抉择中勇敢向前推进的「诸益升们」共同的存在处境。个人内在的对立矛盾需要得到统一，外在环境的对立矛盾同样也需要得到统一，唯有内外都得到综合与超越的统一，画家繁华的城市才不再是一场梦，换句话说，两岸的分隔必须被超越，犹如益升心中对立的双城必须合而为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益升以自己百折不回的实践踏上他对艺术真理的追求之路，但万不可忘记，这只有以两岸的融合作为前提才有可能实现，实践是硬道理，统一更是硬中之硬的道理，祝福所有带着梦想与愿景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人，尽管免不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对立，都能够和益升一样，一步一脚印，以无比毅力的实践精神，克服困难，向着这条通向内外统一的康庄大道前进，在他所揭示的视域内得到积极的启发，从而描绘出属于你自己心目中的那座城市——或N座城市。在此仅以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开篇引语作为故事的结束：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辛丑年晚秋

龚重林于桃园杨湖居

图/张益升

文/龚重林

（本文来源：两岸青年公众号）

90×210cm-《城市光影-曙光》-水墨纸本-2007年，张益升画作。

【征文启事】

中时新闻网「两岸征文」栏目，征文主题：台湾人看大陆、大陆人看台湾、两岸看世界、两岸一家人、两岸新时代，欢迎全球华人投稿。

期盼作者透过亲身经历的故事，刻画两岸社会肌理，描绘世界见闻，打破刻板印象，促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建立全球视野，向读者展现时代的脉动与发展趋势。

投稿信箱：[email protected]

脸书粉专https://www.facebook.com/520ROC，欢迎线上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