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院士：中西医相向而行是讲清中医疗效的关键
“我这个主张手术治疗急性阑尾炎的外科医生，竟然亲历了针灸治好儿子、妻子和母亲的急性阑尾炎病例。特别是91岁母亲患了急性阑尾炎穿孔导致的弥漫性腹膜炎，仅用针灸合并1/4量的抗菌药物治疗9天而愈，直到她96岁去世未再复发。”汤钊猷作为一位擅长外科的西医肿瘤专家，不仅常用中医药解决家人健康问题，还在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医药的临床价值和科学内涵。
在这位西医院士眼中，中医药有着怎样的价值？中医的科学性体现在哪儿？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有何难点，怎样解决？中国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应怎么走？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汤钊猷院士。
中医药确切疗效背后有深刻的科学道理?
记者:
作为一位西医院士，您怎样看待中医药疗效和价值？
汤钊猷：我和老伴李其松都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科班毕业的西医大夫，但我们与中医的缘分很深。老伴曾在上海中医药大学“西学中”研究班系统学习中医，有一定中医功底，还做过许多中医相关科研项目。我和老伴相伴59年，目睹她用针灸、中药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患者。受她影响，我在肿瘤治疗实践中，常借鉴中医理念和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我还亲自做过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的临床研究、原发性肝癌中医辨证分型与临床因素的联系研究、中药复方“松友饮”机制研究等科研。这些经历都让我深切感受到中医药的重要价值。
举个例子。2010年，我的兄长因脑梗合并肺炎急诊住院，医生建议气管切开。当时，老伴提议试一下中药，她之前曾用中药使我的岳母免于气管切开。她说按中医理论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部的痰可因大便排出次数增多而减少（这是西医很难理解的，因为在解剖结构上，肺与大肠互不相通）。家兄服中药的第二天，大便了三四次后，痰明显减少，他也免受气管切开之苦。
通过这件事我思考：气管切开虽能解决一时的痰堵塞问题，却容易增加新感染的可能性，也会给患者带来精神压力。相比之下，中药的优势非常明显，能使部分患者免受气管切开之苦，算是治疗肺炎的很大进展。
类似的临床病例很多，虽然都是个案，难以被循证医学所承认，但必然常寓于偶然中。透过这些病例可以看出，中医药的临床价值很高，也说明中医理论一定有深刻的科学道理，像“肺与大肠相表里”这样的理论就蕴含着古人深邃的智慧，对于解决很多临床难题、推动医学进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记者:
请您结合临床实践，谈谈中医药疗效为何经常被西医质疑？
汤钊猷：东西方医学都源于实践。西医在显微镜发明后，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出现后，更是在微观方面发展突飞猛进。西医治病常常聚焦“病”的局部，而难免忽视了患者是有情感、有思维、有社会属性的人。而中医几千年来的实践及其凝练出的中医理论始终没有离开宏观，所以中医更关注“患者”这个整体。由于发展路径、看待问题的思路方法不同，所以中西医对疗效评价的标准有很大差异。
拿癌症治疗来说，西医关注局部，认为肿瘤大小是判断药物是否有效的标准，以此来筛选抗癌中药，几十年来只筛选出莪术（含榄香烯）等少数几种中药，所以西医很容易认为中药抗癌的价值不过寥寥。其实中医关注整体，其治疗癌症的最大优势并不是使肿瘤缩小，而是通过整体调节，提升患者精、气、神，使他们有好的生活质量，即使带瘤生存，中医也认为有效。若不认可中医标准，仅凭西医标准衡量，则很容易认为中医药无效或效果不明显。
西医对人类确有很大贡献，但西医标准并非一定是“金标准”。我曾见过有的患者放化疗后肿瘤完全消失，却在3个月后因全身广泛癌转移而去世；我也曾见过有的患者接受中医治疗，肿瘤没有缩小，却带瘤生存了很多年。我曾对一些手术后的肝癌患者用调补类中药巩固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比较稳定，较少发生复发与转移，这说明中医药治疗癌症的思路很有价值。
所以，中医药疗效受西医质疑，是因为中西医在诊疗思路、疗效评价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医药内涵无法被所有西医医生所理解，不代表中医药不科学。
以广义科学观认识中医的科学性?
记者:
您和您的夫人在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方面做过哪些工作？您认为中医的科学性体现在哪儿？
汤钊猷：用现代科学来阐明中医药疗效，一直是我和老伴很感兴趣的领域。老伴有一项代表性成果——阳虚、阴虚对针刺镇痛的影响及其本质探讨，揭示了阳虚者的针刺镇痛效应优于阴虚者，并发现其原因是阳虚者的自主神经中枢活动以抑制占优势，对痛刺激反应小，所以更易被针刺治疗调整，阴虚者则相反。这一成果不仅揭示了针刺镇痛的重要规律，还引出一个值得现代医学关注的问题——通过调节自主神经来治病。
我也一直试图用循证医学、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手段探索中医药疗效背后的科学道理及规律。如通过肝癌中医辨证论治与中药合并化疗的随机对照研究，证明了“有经验的中医辨证论治”比“中医非辨证论治+化疗”更有效。还有对中药复方松友饮（含黄芪、丹参、枸杞子、鳖甲、山楂）延长人肝癌裸鼠模型生存期及其机制的研究，明确了松友饮具有“改造”癌细胞、改善炎性和缺氧微环境、提高机体免疫力等抗癌价值。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医药的科学性。但中医学中还有很多概念、治法、思路无法被现代科学阐释得非常透彻，如藏象、经络、五行以及培土生金法、甘温除热法等，但这不代表中医不科学。
科学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科学观与局部、静止的哲学思维相联系；而广义科学观则建立在整体、动态的哲学思维之上。评价中医不科学者往往是以狭义科学观来衡量，认为只要不符合西方医学体系和标准，就是不科学，这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中医的科学性正体现在其整体、宏观、动态的思维理念以及确切的临床疗效上。比如，面对新冠肺炎，在针对性抗病毒西药和疫苗一时跟不上时，中医在整体、宏观、动态思维理念的指导下，取得了显著疗效。以广义科学观来评价，中医的科学性毋庸置疑，因为在整体、动态的哲学视角下，不仅杀灭病毒的西医治疗是科学，通过调控机体增强抗病能力的中医治疗也同样是科学。
中西医相向而行是阐明疗效机制的关键?
记者:
您认为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的最大难点是什么？应该怎样解决？
汤钊猷：中西医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同。中医善用“黑箱”研究法，即注重实践有效而允许机制模糊；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科学常用“白箱”研究法，即弄清机制再实践。这种不同造成了现代科学方法与中医药不天然匹配，这是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的最大难点。
不天然匹配的根源是中西医哲学基础不同。中医学植根于以易、道、阴阳为基础的中华传统哲学，强调整体观，关注动态，重视实效。而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科学则是西方哲学的产物，强调局部观，关注静态，重视机制、实（试）验以及实（试）验结果的归纳。所以，现代科学与中医学在思维、方法、语言等多方面存在隔阂。
实际上，我在科研实践中，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难题，我采用了规避问题的方式，比如我研究的中药复方松友饮组成比较简单，只包含5种中药，在研究过程中也没有涉及随证加减，这都是为实验研究提供便利。但在真实世界中，中药组方可大可小、千变万化，目前的科研现实很难模拟中医药诊疗的实际情况。
我曾深入思考过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我认为应推动中西医相向而行，即中医努力使“黑箱”变“白”一点，为其疗效提供更多严谨、标准的科学证据；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科学界则应充分尊重并接受中医部分“黑箱”存在，鼓励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体系。
首先，尽力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医学的核心精髓和疗效优势清晰地表述出来。其实，很多疗效确切的中医疗法，其机制不明晰只是一时的。比如，老伴用针灸为家人治阑尾炎时，其机制完全是“黑箱”。但随着科技发展，2021年，《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哈佛大学与复旦大学等合作的研究成果——电针刺激鼠足三里可激活迷走神经─肾上腺抗炎通路，提示这种疗法确有其科学基础，“黑箱”也在逐渐变“白”。
因此，我们要借助现代科技力量阐释中医药疗效机制。对于辨证论治等复杂问题，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前沿科技进行探索、解析。比如建立中医模型，以中医经典理论模型为起点，同时纳入经验数据库及试验数据以训练机器学习。经验数据为中医经典文献病历数据，试验数据为现实控制病历数据，数据包括了检测数据、辨证/辨病数据及治疗数据。通过两组数据的学习以及交叉比对，可对中医经典理论模型进行验证修订，并设法找出与现代检测手段数据的关联性。同时，试图在中医经典模型间建立关联，以建立统一拓展的中医模型。强调中医模型的“黑箱”属性及辨证论治的整体性不变，同时借助检测手段的提高以及检测数据的关联，使中医治疗逐步“白箱”化。
其次，西医乃至现代科学界也应认识到，“黑箱”研究法是中医学核心精髓——意象思维的产物，应尊重这种思维方式，接受部分“黑箱”存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体系。比如，用化学分析法研究复杂的中药复方，往往只能弄清部分机制，如果因此就否认其疗效或限制其推广，那将是医学界的损失；如果秉持尊重原则，引入源自实践的人用经验来研究、开发、推广中药，将大大增强中医药造福人民的能力。目前，人用经验逐渐被纳入中药疗效评价体系，这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评价体系的典型举措。
让东西方文化在医学领域实现互补?
记者:
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对于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义？中国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应怎么走？
汤钊猷：党和国家提倡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目的是取得更优的临床疗效，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但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并非简单地中西医并用，而是中医、西医协调互补达到最佳状态，其前提就是说明白、讲清楚中西医各自的疗效机制。
比如治疗癌症，化疗后加用中药，一定能起到叠加效应吗？我曾见过，化疗后的肝癌患者服用大量清热解毒中药后，不久便出现口干、汗出、夜不能寐以及出血等不良反应，有的患者甚至很快离世。这既不是中医的问题，也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疗效机制不明之故。化疗本身就有创伤性，与中医攻法效应类似，而治疗癌症应攻补兼施，化疗后应采用补法，即类似于免疫治疗的方法来增强患者体质。清热解毒也是攻法，与免疫疗法不是一种作用机制，单独用于治疗癌症没问题，但不适于化疗后患者。研究表明，具有补益气血、养阴柔肝作用的松友饮可增强机体免疫力，恰适于化疗后患者。实践也证明了，松友饮的确可以改善化疗后肝癌患者的预后。
由此可见，说明白、讲清楚疗效机制，才能保证中西医有效配合、互补，而源自“白箱”思维的西医治疗机制一般比较清晰，所以阐明中医药疗效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有助于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更好地落地显效。
中西医各有所长，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大趋势，我建议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中国特色新医学，具体来说，分以下两步走。
首先，要洋为中用，力求超越。我国因近代闭关自守，远离了世界潮流，引进包括西医学在内的现代科技，实现洋为中用，是中国实现自强的必经之路。未来较长时间，西医学仍会是我国医学主流，但引进来不代表亦步亦趋地模仿，中国医学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必须运用中国思维去质疑西方，做到超越。我们要认识到，西医学固然发展得非常辉煌，但也存在将治病看作修理机器、过度诊疗等问题，而中医学的整体观、扶正祛邪、疏堵结合等理念恰好可以弥补西医的不足。其实，这类有价值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中医理论中，也体现在孕育了中医学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比如《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对医学发展也很有启迪。所以，我建议加强“西学中”的“中”是一语双关，不仅指中医，也指中华传统文化。
其次，汲取中西医精华，推动中西医协调互补。中国新医学应集中西医各自所长，目前国内西医占优势，那么支持中医发展就成了重要环节，我认为中医精华可能是赋予新医学中国特色的关键。挖掘中医药智慧要凝聚起强大合力，让有深厚功底的中医专家将其中的精髓凝练出来，再让精通中医药的医学专家去深入研究。这些工作需要既懂西医、又懂中医，还懂前沿科技的人才，所以加强培养“西学中”人才、引进交叉学科人才都是必不可少的举措。需要强调的是，在中西医结合的路上，千万不能犯“废医存药”的错误，因为中医学最核心的精华正在于其理论内涵，中医的“从实践到理论”与西医的“从理论到实践”同样有价值。我们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集东西方智慧之所长，走出中国特色的医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