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杜普蕾：罕病早逝的英國女大提琴家，音樂人生的美麗與哀愁

英国大提琴家杜普蕾16岁首演出道后国际演出邀约不断，直到28岁演奏生涯戛然而止前，杜普蕾的演奏足迹遍布欧美各大城市。 图／维基共享、5 Legendary Recordings on LP

1969年，钢琴家／指挥家丹尼尔．巴伦波音、小提琴家以萨克．帕尔曼、小提琴／中提琴家平夏思．祖克曼、指挥家／低音提琴家祖宾．梅塔还有本文主角——大提琴家贾桂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组成了一个堪称梦幻的五重奏，将舒伯特的《鳟鱼》奏的火花四射，在全球古典音乐圈掀起一阵旋风。

当时5位才华满溢的青年音乐家，除了早逝的杜普蕾，至今都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且每位都是人人景仰的宗师级音乐家。不少爱乐人不禁想像，若不是杜普蕾因为罕见的多发性硬化症而被迫在28岁时就告别了自己短暂却璀璨的演奏生涯，而能一直活跃到现在，是不是她也能为乐坛做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经典诠释？

面对这个假设性，且无从验证的问题，本文拟提出一个不同于大多数乐友的猜想：笔者以为，即便杜普蕾没有罹患罕见疾病，也不一定能有拥有一个绵长且成功的职业生涯。

杜普蕾短暂的职业生涯无疑令人目眩神迷。16岁在伦敦著名的维格摩厅（Wigmore Hall）首演出道，接着便国际演出邀约不断，直到28岁演奏生涯戛然而止前，杜普蕾的曲目几乎囊括了从18、19世纪所有重要的大提琴作品，演奏足迹遍布欧美各大城市。

1961年3月1日，16岁的杜普蕾在伦敦维格摩厅（Wigmore Hall）首演出道。图为当年宣传海报。 图／Wigmore Hall

无论是德弗札克、舒曼、海顿、拉罗、英国20世纪作曲家戴流士的大提琴协奏曲，或者是贝多芬、布拉姆斯、萧邦等人的大提琴奏鸣曲，甚至是许多有大提琴参与其中室内乐作品，如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三重奏等等经典作品，杜普蕾都留下了深刻，且极具个人特色的诠释。她和巴伦波音（Daniel Barenboim）之间金童玉女的婚姻与音乐上的合作，更是被无数人视为一段乐坛美谈。

在杜普蕾的录音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无疑是其琴弓下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首艾尔加晚年的大型管弦乐作品色彩浓郁，且处处透漏着许多晦涩、阴郁的特质，其中也不乏技巧困难的段落。但杜普蕾杰傲不驯的演奏风格，将这首困难的协奏曲诠释得入木三分，至今都是许多乐友们心中公认的最佳演奏版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普蕾活跃的1960-70年代，虽然商业录音逐渐成熟，但仍然远远不如当前的普及。杜普蕾能以如此年轻之龄就留下为数不少的录音，可见唱片公司在她身上投入多少心血与成本，也侧面印证其演奏生涯何其幸运。一方面来看，杜普蕾的天才与其所收获的资源和关注当然是无比幸运；但另一方面来看，许多人可能同时也忽略了天才背后的阴影。

杜普蕾（左）与1967年与巴伦波音（中）于耶路撒冷结婚。 图／维基共享

▌过于理所当然的「成为一位大提琴家」？

由于杜普蕾早早便展现了不世出的大提琴天赋，在妈妈的主导下，杜普蕾鲜少参与正规的学校教育。杜普蕾没有取得任何一门GCSE的成绩（英国学制下，学生16岁左右需要参加的考试，通过考试后可获得约略等同于台湾高中的学历），甚至在妈妈的过度保护下，青少年的杜普蕾也没有太多的生活自理能力。这个现象反映出两个问题。

首先，没有学校教育意味着杜普蕾没有太多与同侪相处与培养社交能力的机会。杜普蕾的传记作者伊莉莎白．威尔森（Elizabeth Wilson）也指出杜普蕾在青少年时期便习惯与大人们相处，而非与同侪们社交。在最需要同侪支持的青少年阶段却没有获得应得的机会，也让杜普蕾一直将大提琴视为一种她和外界交流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沟通方式，而这又将连结至下一个问题。

正规教育缺席的另一个影响是：杜普蕾失去了探索自己除了「音乐」以外，到底还能做些什么的机会？当代大提琴大师马友友学习经历足以作为一个鲜明的对比。马友友除了杰出的大提琴演奏技巧以外，或许很多乐友们不一定有注意到的地方是，马友友大学并非毕业于音乐学院，而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纵然这段学习经历对马友友的演奏技巧可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马友友的演奏生涯轨迹中，却时刻透露出这段经历的影响，例如著名的「丝路计划」便有着明显音乐人类学的痕迹。

（由左至右）小提琴家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 钢琴家与指挥家巴伦波音（Daniel Barenboim）与杜普蕾（右）。 图／Twitter

回到杜普蕾，16岁就开始国际演奏生涯的她，理所当然的被所有人认为「她就该成为一位大提琴家」，而失去了思考其他可能性的机会。但其实在有限的学校教育中，似乎她也曾显示过对数学和英国文学方面的兴趣。

此外，杜普蕾以十几岁之龄便能够固定使用史特拉第瓦里的大提琴在音乐会演出（即使这把琴是史氏早期的作品，而非最好的乐器），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可谓羡煞所有人。但却也是对杜普蕾的一种压力——因为自己可以小小年纪就使用这么名贵的乐器，所以我一定必须成为一个杰出的大提琴家。换言之，杜普蕾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将她推向一条「理所当然（或者可以说是别无选择）的大提琴演奏家之路」。

这些影响在杜普蕾确诊多发性硬化症以前也已经崭露出迹象。1971年，杜普蕾就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暂别舞台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杜普蕾明显出现职业倦怠的状况。长年繁忙的演奏行程，以旅馆——哪怕住的都是高级五星级饭店——为家的生活都相当考验演奏家的意志与初心。

这时的杜普蕾心理不难想像会浮出一系列的疑问：到底为什么我「必须」成为一位大提琴家？为什么我不能当个普通人就好？如果不拉大提琴，我还会做什么？1998年电影《无情荒地有琴天》（Hilary and Jackie）中，杜普蕾有一句深刻的台词说明了这一切：

杜普蕾（中）1971年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1976年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为拥有此病症的年轻人成立机构。图为杜普蕾在记者会上与《楼上楼下》演员威廉士（右）和国家多发性硬化症协会秘书长韦恩交谈。 图／美联社

一句话道尽「成为大提琴家」这个「过分理所当然」的事实背后的无奈。但就在这段离开舞台的时间，杜普蕾也失去了长久以来她对外沟通的方式：大提琴。这段时间杜普蕾与姊夫基佛之间畸形的恋情也可以视为在这段自我价值经历巨大危机的时间里，尝试去寻求一个转移生活重心的错误解决方式。

虽然杜普蕾在经历这场精神健康的危机后，短暂重回舞台，接下来便是戏剧性的确诊多发性硬化症，瞬间终止她的演奏生涯。但假设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杜普蕾没有罹患这个罕见疾病，她的演奏生涯就能够从此一帆风顺吗？或许也不尽然。

在传记中，作者威尔森只写下一句：「十二月的某一天清晨，当她在汉普斯地的家中一觉醒来，突然感到无比的神清气爽。她把大提琴拿出来，开始与丹尼尔（巴伦波音）合奏，一切就好像回到了往日美好的时光。」

但关于上述种种根源性的问题，却看不出来有任何根本性解决的契机。换言之，即使杜普蕾没有音多发性硬化症而永久离开舞台，她的心理健康问题仍然其演奏生涯中一颗随时可能再度引爆的不定时炸弹。

杜普蕾为世人留下的音乐毫无疑问相当的精彩，而其演奏生涯突发性的终止更让世人留下无数惊叹与想像空间，也为她的故事更加增添了一抹传奇性色彩。但在这些故事背后，很可能隐藏的其实是一个未曾充分探索自己，而可能缺乏自信的不安的灵魂。除了那些经典的录音之外，杜普蕾的故事或许还有着更多耐人寻味，且值得深思之处。

大提琴家杜普蕾为世人留下精彩的曲目演奏，个人故事也有着耐人寻味且值得深思之处。 图／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