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美丽与哀愁：一个崛起大国的背影

“活在当下”是巴西人生活的第一法则。而足球、狂欢节、烤肉、混血美女，是提起巴西，最容易首先让人想到的四大景致。

我第一次离开巴西，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事实上，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我演绎的。它的真实版本是，“我最后一次离开巴西，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语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著作《忧郁的热带》一书的开篇。

巴西之于斯特劳斯是一个独特并深深为之痴迷的研究客体，于我亦如是。只是在斯特劳斯那里，钟情于斯，痴情于斯，可以刺激他深入亚马孙密林、融入印第安人社群长达4年之久，从而也无意间开启了他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样本。而在我这里，虽涉足巴西社会和文化研究亦有经年，但和研究对象亲密接触还是第一次：尽管所见浮光掠影，但所感却透彻入骨……

上帝是巴西人

11月中旬的一天，在历经长达近2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飞机落在了圣保罗国际机场。事实上，甚至不下飞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这里的天比北京的天蓝多了，也透亮多了——尽管旅居当地多年的老华侨说，圣保罗是巴西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们的观感差距如此之大，或许是两地评价污染的标准不一致吧。

不过，最冲击我的视觉感受、最让我甘心做出哪怕是草率的结论的是：巴西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也难怪巴西人常把“上帝是巴西人”这句话挂在嘴边，总统亦概莫能外。2007年，巴西政府宣布发现预计储量高达80亿桶的图皮深海油田之后，前总统卢拉骄傲地声称，“这一发现证明，上帝是巴西人”，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都不无艳羡地说，“上帝可能真是巴西人”。甚至在阿根廷人成了教皇之后，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都不曾发生任何的改变。巴西总统迪尔玛·卢塞夫2013年3月在梵蒂冈会见新教皇方济各后，对阿根廷记者说，“我想你们阿根廷人很幸运，出了一位伟大的教皇。阿根廷人值得祝贺——不过回到家，我们总说，‘尽管教皇是阿根廷人，但上帝可是巴西人’。”话虽戏言，但透射出巴西人骨子里的自矜和对生活的自珍，认为老天给了巴西过分的关照和垂青。

事实的确如此。1940年刚到巴西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便被这个国家深深地吸引了，“巴西就像那些漂亮女人，让人不知为何便动了情，甚至那些毫无关系的人。”是啊，游客如是，上帝亦如是。他是如此眷恋这片流光溢彩、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在地球上，你甚至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秋无霜——有什么？唯有春。不仅如此，巴西还是真正的地大物博。这里耸立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巴西高原，奔腾着世界上流量和流域最大的河流——亚马孙河，呼啸着世界上最宽阔的瀑布——伊瓜苏瀑布群，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彩色宝石矿，全世界都呼吸着有“地球之肺”称号的亚马孙热带雨林供养的鲜活的氧气。一句话，在巴西，你会发现我们对曾经受到的“中国地大物博”的教育有一种多么痛的领悟！因为巴西的地大和物博，不仅仅是其博大，更重要的是，巴西还有70%的土地和大量的资源没有得到开发。

上帝的眷顾和宠爱很容易让巴西人生于安乐。事实上，巴西人也满足于此，“活在当下”是他们生活的第一法则。阳光、沙滩、美女、足球和美酒，这些罪恶的资本主义情调，似乎就是他们人生价值的全部所在。当华人的店铺连周六、日都舍不得休息而照常营业时，巴西人早早就关了门。他们是决计不想“像中国人一样工作”的（这句在西班牙语世界通行的俗语早已传播至巴葡世界，意思多含贬义，“没有假期、不会享受生活，只会一门心思牛马一样地工作、工作”）。或许，正是这种从不杞人忧天的生活理念让巴西人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身处杀机四伏的公共安全环境，依然不改乐观精神。根据2012年盖洛普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巴西名列全球第18位，得分69.3%，位居金砖国家之首，而中国则名列全球第76位，得分只有50.9%。

身处幸福指数如此之高的社会，我一下子被裹挟其中，决意要“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是后来令人极其失望地发现，那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白色建筑群竟然是气死百万富翁的贫民窟！11月份的里约热内卢，正值春末夏初，晨起虽有一丝凉，却毫无衣单袖冷，空气中到处飘荡着海风的味道。6点时分，太阳跃出海平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刹那之间，你会发现，你对这句话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障碍。有资深同事在我分享到微信朋友圈的图片后留言：在这里，做研究、写文章一定会效率更高！我呵呵一笑：面对此情此景此山此水此人此物，还研究作甚？我也会告诉亚历山大大帝说，别挡住我的阳光。

是的，别挡住我的阳光。巴西人的闲适皆缘于此。午后开始，特别是傍晚时分，到处都是悠闲的巴西人。人字拖，比基尼（或者和比基尼一样尽可能少的衣服），几乎是美女们的绝配，似乎做出一种随时下海的准备。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穿着这种“最少的装备”竟也登得了酒店大堂、入得了超市商场，甚至众目睽睽的公交车上。咖啡色、白色、黑色、棕色，各种肤色的漂亮姑娘在大街上、在沙滩上，走来走去，晃来晃去，直直地闪亮你的眼睛。是时，你的耳边可能油然而起那首著名的《伊帕内玛的姑娘》：“高挑、年轻、可爱、古铜色的伊帕内玛姑娘，轻轻地走过……她步调如桑巴，轻摇又慢摆……”这首柔软得像伊帕内玛沙滩的波萨诺瓦（Bossa Nova）挑逗着懵懂少年的如诗情怀，抑或勾起被时光涤荡的老男人的伤感回忆……“当她走过，我报以微笑，而她却没有看见。”

当然，沙滩上晃眼的不只是如诗如歌的入梦姑娘，还有另一大特色：足球。足球堪与狂欢节、烤肉、混血美女并列巴西四大“国粹”，也是提起巴西，最容易首先让人想到的四大景致。在巴西，足球作为一项大众运动，已经渗入巴西人的骨髓，融入其日常生活，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足球文化。在一个全民巷谈足球、抬脚皆足球的国家，沙滩自然逃脱不了和足球的交融。在巴西，沙滩是一种天然的公共产品，体现了纯粹的人民性，它既不像墨西哥坎昆那样在林立的滨海酒店外只留出数处供公众免费使用，更不像中国这般几乎所有的海滩都被“跑马圈地”、各有收费的主儿。里约的海滩几乎全部位于道路一侧，而另一侧才是楼堂馆所，由此海滩就不可能成为这些商业设施自然延伸的属地。或许，正因为此，沙滩也成为足球爱好者的天下。午后，或傍晚，沙滩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竭力一展其球技和英姿，特别是当夕阳西下，余晖铺满沙滩，海天一色，天人合一，更添一种别样的景致。事实上，在巴西，足球，而不是教育，还成为穷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提升机，也是“穷跳龙门”的不二捷径。许多巴西球员，尽管出身贫穷，而一朝成名，财富则源源而来。在从马德里飞圣保罗的航班上，邻座就坐着一位西班牙的律师，他此行是替一名巴西球员办事，因为那名球员不识字。

在巴西，这种天地之谐，天之人合并不止于自然和社会，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的一个同事曾在其博客中写道，“这地儿不错，天儿真好，就是人太杂。”他说的“人太杂”指的正是巴西民族的最大特色：混血。这一特性打着深深的殖民烙印。历史上的葡萄牙殖民和奴隶贸易彻底地改变了巴西土著民的颜色，欧洲白人、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亚洲人之间的通婚造就了巴西民族充分的“多彩性”，巴西也因而成了世界的“人种大熔炉”。

尽管种族如此多元，但近百年来，巴西从未出现过严重的种族冲突，既没有美国那样盛行的种族主义，也没有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种族间的这种和谐关系被巴西著名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誉为“种族民主”，巴西由此变成了种族“共和”国。和美国历史上采用的“滴血法则”相反，巴西主要依据人的生物特征，即肤色之深浅进行种族划分。在一个家庭里面，甚至同父同母，兄弟姐妹的肤色也有可能出现很大的不同，因而属于不同的人种。

事实上，如今巴西的种族划分更强调人的后天特征，特别是其社会特征（诸如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巴西人之间不用种族的眼光相互审视，也少有种族偏见。相反，倒是我这个临时客居于此的外来户，却常有些许种族歧视的潜意识，比如在机场或酒店某些重要岗位上看到肤色较深的人，内心就突生一种疑问：黑人也可以干这个？种族意识的相对弱化，也使得巴西的社会分层很少涉及种族元素，而主要是根据其职业类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巴西种族间的水乳交融曾被逃难于此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大加称赞，指巴西是《未来之国》。这里的“未来”常被片面地解读为经济发展，事实上，它“更是指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版本”，因为在茨威格的眼里，欧洲已成《昨日的世界》，而巴西才是“明日的世界”。

守护上帝的家园

巴西有着天和地，地和海洋的颜色。国旗上铺满了绿色，那是巴西的森林和广阔的绿色资源；菱形的黄色横亘其间，那是巴西丰富的矿业宝藏；而在那宝藏之上飘荡着旧都里约热内卢湛蓝的天空和那天空之下碧蓝的海洋。

或许正是为了成就茨威格期待的“明日的世界”，巴西对于天赐的富饶和美丽倍加珍惜和爱护，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中竭力奉行“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历史上，巴西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速超过10%，创下了“巴西速度”的神话，但与经济急速发展相伴而生的却是环境的严重破坏。巴西政府痛定思痛，着手建立了体系完整、规范缜密的环保法律体系，1988年新宪法中有整整一章是关于环境保护，并出台了一项全世界都罕见的重罪——破坏大自然罪。可以说，在巴西的所有法律中，只有“种族歧视罪”能与之并论，其威慑力在于，可以“先斩后奏”——先收监后审判，且入刑时间从宣判之日起算。根据宪法于1991年成立的环境保护部也是一个强权部门，在内阁中具有一票否决权，任何一个工程上马，都必须先期取得环保部门审批和颁发的三证：先期许可证、动工许可证和运营许可证。

如此严格的法律保护和执行力度，使得任何外国企业投资巴西都不得不首先面对环保关的考验。这一点尤为中国企业感触最深，因为中国在巴西的大型投资多为矿业和电力，也正是最容易引发环境问题、环境评估最严格的领域。钢铁两巨头宝钢和武钢在这方面都颇有痛感，两家企业在巴合资建厂并不太成功，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成本太高。事实上，我们在里约与之座谈过的多家中国驻巴企业均对此有切肤之感。吊诡的是，他们一方面认为巴西的环保政策过于苛刻，但另一方面又盛赞巴西环境执法的严格。不过，在此方面，吃尽苦头的当属德国巨头蒂森克虏伯集团。2005年，该集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联合投资82亿美元建设亚特兰大钢铁公司，因为苛严的环保要求，结果竟耗时5年才投入运营，比原计划整整晚了两年，而且建设成本超支严重，以致蒂森克虏伯集团在钢厂经营两年之后就萌生退意。巴西前环境部部长，现任里约州环保局局长的明克就此曾表示：“里约需要钢铁厂所创造的（2万个）就业岗位与收入，但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抵制污染。我们需要就业，但我们更需要健康！”

在加大对建厂环境评估和执法力度的同时，巴西还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资源产品的推广和使用。1979年，巴西在全球率先使用了利用甘蔗提炼的乙醇动力汽车，目前全巴西有一半的车辆使用乙醇燃料。在此基础上，巴西还进一步深挖技术，利用乙醇生产出具有环境污染少和可持续发展特性的“绿色塑料”，这种可再生塑料和以石油为原料的传统塑料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和属性。在电力领域，巴西主要利用可再生资源发电，全国9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资源。水力发电量约占巴西发电总量的四分之三，并仍有巨大的挖掘潜力，因为巴西仍有73%的水力发电能力尚待开发。

上帝的贫困

或许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缘故，我常常于完美中看到缺憾，于美丽中看到哀愁。作家出身的茨威格则有明显的不同，有《未来之国》的评论称——他喜欢戴上康德的红色眼镜，“于贫穷中看见美好，于伤感中看到富饶，于苦痛中望见快乐”，甚至在独裁统治下，他都能看到一个玫瑰色的巴西。

我看到了巴西的阴面，一个发展分裂的巴西。这里有广阔的土地资源和超强竞争力的农业，但解决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仍是一个理想。这里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同低矮破旧的贫民窟比邻而居，美丽的海滩和脏乱的贫民窟一样惹游人争睹。这里富人“自我禁闭”而穷人却天地无边。这是一个优雅与病态并存，富裕和贫穷齐名，失序比秩序更堪当“国训”的理想国。这里有最美的景致，这里有最丑的不堪；这里铺摆着令人绝望的现实，这里舒展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这里什么都有，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不只是这里——是一个悖论法则统治的世界。

每一个漂亮的光环下面都隐藏着丑和恶的东西。巴西的悖论让上帝都无奈转身，承认自己能力的贫困。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就质疑说，“我想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多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的，在巴西的三座问题大山——贫民窟、公共不安全和收入不平等——面前，上帝都一声叹息。

贫民窟是巴西社会的一道伤疤，尽管其历史并不悠久，但名声在外早已许多年。早在圣保罗，团里就有多人要求当地华侨带我们去看看圣保罗的贫民窟。老华侨一听就乐不可支，说这是每个中国人，当然不只是中国人，每一个到达巴西的外国人通常都会提出的要求。听着这话好像贫民窟比美女、烤肉、足球和狂欢节都更堪当巴西的国粹。我们的要求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应允，因为那里太不安全了，生命远比“景致”更重要。不过，老华侨提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招牌：里约的贫民窟比圣保罗更有名气、更有看头。一时间，刚刚萎缩的欲望再度鼓胀起来。

里约下机后，中巴车刚刚驶出机场十多分钟，就有人喊了起来：贫民窟！那一声喊就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卡布拉尔发现了巴西、你发现了美女。但在疾驰的汽车上看不清她的模样，这不是因为速度，而是她还蒙着“面纱”。机场的道路一侧是现代化的商业建筑群，另一侧耸立着高高的板墙，透过板墙依稀可见她的模样：一层或两层的房屋没有装修、没有装饰，甚至没有屋顶，私搭乱拉的电线和其他管线密密麻麻地搅在一起，过着它们的密度生活。据说，那堵墙是里约市政府迎接2014年足球世界杯的一项建筑工程！我不敢再想，因为再想就会想起创卫遮丑墙、“涂绿造林”工程和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临街外墙的面墙工程！

但，即使那板墙密不透风，也是徒劳的，奢望用一堵墙遮羞遮丑，不知道是愚蠢还是愚蠢透顶。遮羞布永远不是用来遮羞的，而是广而告之丑在何处。事实上，在里约城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轻易地窥见斜坡上的贫民窟。我和同事曾沿着下榻的酒店去附近超市，前行不过七八分钟，就震惊地发现我们竟已误入贫民窟边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笑容虽依旧灿烂，但脏乱差的环境还是让我们心惊和后怕。你很难想象得到，落后和进步、失序和秩序、贫穷和富裕、失望和希望竟然如此之近。那是一道有形的墙，那是一道无形的墙，它轻薄如纸，它坚不可摧。一板墙两世界。墙的另一端，不只是穷人，更是一座“无主之城”、法外之地，甚至警察都不敢与之争锋的黑帮堡垒。在那里，有时候，生活距离终点是如此之近——曾有人不小心开车误入而被视作争地盘而被一枪毙命。即使她面朝大海，即使有春暖花开，那也是病，不是风景。

在里约，尽管我们也多次提出要求，但最终我们像渴望沙滩一样渴望的贫民窟之旅还是未能成行，因为没有多少人希望生活距离终点太近。代表团领导担心、当地向导更担心的都是安全：如若没有贫民窟的人接应和带领，是绝不可以进入的，因为任何陌生人的进入都可能被视为一种侵略和侵犯：地盘的侵略，“主权”的侵犯。巴西那部风靡世界、反映最著名的贫民窟的同名电影《上帝之城》正是这种小割据的真实写照，贫民窟简直成了国中之国、城中之城。

贫民窟是巴西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映照的不仅仅是巴西社会落后的一面，更映照出巴西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失范。在那天蓝、地绿、金黄的国旗之上，赫然写着巴西人的国家发展哲学：秩序和进步，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连巴西人都自嘲说，这里既无秩序，亦无进步。拉美最大的民意调查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的调查显示，连续五年来，公共安全都超过失业成为巴西人最担心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这种安全失范并不止于贫民窟内部，甚至在贫民窟之外的旅游区，公共安全都不容小觑。在里约的沙滩上，我曾拿着相机拍照而被晨练的巴西人几番善意地提醒要注意安全，防止抢劫，要知道那里距离酒店不过五十米之遥。而在里约的二战纪念碑广场，尽管下午时分尚有不少游人，且附近既有警察又有军人，但还是再度被善意地提醒，小心背包和相机。由此可见，巴西的公共安全就像北京的雾霾一样，潜入人的神经，提醒着你要时时警惕地上、时时关注天上的动态。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给巴西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随着2014年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巴西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为重建巴西形象，赢回政府颜面，巴西政府自2008年起开始对贫民窟实施清剿行动。过去五年间，巴西军警陆续占领了20多个贫民窟，其中包括里约最大的贫民窟——罗西尼亚。但这对于里约上千个贫民窟而言，不过九牛之一毛。因此，里约热内卢的公共不安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充其量只是有所缓解。

实际上，在过去30多年间，巴西军警曾多次攻入贫民窟，试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最终都无果而终，因为军警可以占领贫民窟，扫除贩毒黑帮，但无法消除它滋生的土壤——贫穷。“穷山恶水出刁民”。贫民窟的居民无法获得充分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就没有生活保障，也就无法根除他们挣取“快钱”的诱惑。欣慰的是，借着“两会”（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东风，巴西政府近年来开始重视面向贫民窟的社会发展计划，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从2008年至2012年，里约市政府在被收复的贫民窟累计投资5.5亿美元，主要为年轻的穷人提供教育和就业培训机会，为贫困家庭提供医疗卫生和电力供应等社会服务。

这种善政是一种很好的趋向，但面对严重的贫富分化，巴西政府要解决这一问题仍任重而道远。在巴西，贫富差距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1960年到1990年，巴西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其扩张速度位居拉美国家前列，从而使巴西成为全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仅次于南非的国家。事实上，缩小收入差距从未走出巴西的社会议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政府有意识地在经济增长中注入社会政策要素，设立了“家庭补助金”计划，深化了农村养老金制度，强化了最低工资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特别是2002年卢拉当选总统以来，巴西政府大幅提升这种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家庭津贴”，加大了对穷人的社会政策倾斜度，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从1990年高峰时期的0.63持续稳定地下降到2011年的0.53。尽管成就斐然，但差距水平依然偏高，仍远超国际警戒线，也没有走出处于全球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行列。由此观之，尽管巴西历史上没有种族隔离，但始终存在着一种“贫富隔离”，而且形成了一种制度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的改观。巴西也因其高度的收入不平等而被命名为“Belindia”，即“比利印度”，意指巴西的有钱人像比利时人口一样少，而穷人则像印度人口一样多。诚哉斯言！

理想国：中巴共和

在巴西，感受同样深刻的是，巴西人对中国的了解如此之少，而渴望了解中国的欲望又如此之强。在我们造访的圣保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玛利亚教授就一度表示，“我们对中国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很多人对中国的认知就是学院的两名中国留学生。”事实上，中国人对巴西的认识同样极其有限，而且多停留在“印象”和新闻里。这或许是因为距离的遥远。巴西位于南半球，两个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同北京时差10个小时，亦可谓“白天不懂夜的黑”。不过，2001年，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臆造了“BRICs”（金砖四国）这个词之后，中国和巴西的“距离”明显近了许多，这是因为两国都是本地区崛起中的最大新兴经济体，兼具力争世界大国的抱负和潜力。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巴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迥异，但目前似乎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和挑战，且集中表现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融合发展方面。这也是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同拉美第一大智库、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就此议题开展联合研究和国际讨论的动力所在。

在同该基金会旗下的巴西经济研究所（IBRE-FGV）举行的《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专题研讨会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巴西的经济学家艳羡中国的高投资，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中国的学者则赞赏巴西社会政策的成效。虽然2007年巴西卢拉政府也曾出台大规模投资的“加速增长计划”（PAC），但到2009年时只完成了原计划的不足三分之一，总预算即使在追加之后也仅接近中国4万亿元增长刺激计划的二分之一。巴西经济学家因而认为，要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有像中国那样的大手笔、大气魄、大投资。

相反，在社会政策领域，比如瓦加斯基金会的经济学家费尔南多·德奥兰达博士，就认为巴西政府对社会领域的投入过多，以致限制了对经济领域的投入，进而限制了增长。对此，我在回答提问时指出，巴西历史上曾盛行一时的“滴漏理论”，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特别考虑对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施以特别优待而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增加总财富使穷人受益，但带来的结果是收入差距的急速扩大，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反过来限制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样，中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政策与该理论可谓殊途同归，一部分确实先富起来了，但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收入差距反而从1980年以来一路攀升。“滴漏理论”的“只漏（给富人）不滴”从卡多佐政府时期就开始着力矫正，并在卢拉和现政府时期得到持续加强，即在经济增长中有意识地潜入社会政策要素，实现一种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中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理论和现实上都遭遇重大挑战。

不妨先看看“巴西模式”，一种效率和公平兼顾的模式。2001-2012年间，巴西的收入差距态势改善明显，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正发展”。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不同收入十等分群体的实际人均收入累计增长率，呈现稳定的递减态势，即越是低收入群体，其人均收入累计增长率越高。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累计增长率最低，只有26.4%，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累计增长率最高，达到120.2%，接近后者的五分之一。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58下降到2012年的0.52，其峰值是1989年的0.64，年降幅达到5.3%。而同期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持续恶化，基尼系数从0.32持续、稳定地上升到了0.47，峰值是2008年的0.49，年增幅约4%。这种变化在社会阶层分布上的反映显示，下层阶级（Classe DE）从2003年的9620万减少到2011年的6360万，2014年预计进一步降至4890万人；中间阶层（Classe C）同期则从6580万增加到1.054亿，9年间增加了3960万，增长率高达60%。这一期间，社会上层也达到了相似的增长速度。研究还发现，收入增长对减少极端贫困人口的贡献达到50.5%，而缩小收入差距对减少极端贫困人口的贡献是49.5%。这说明，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几乎发挥了同等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良好的社会政策也是经济增长。因此，就德奥兰达博士提出的巴西关于社会投入过多的质疑，我最后告诉他，2008年在中国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曾表示，“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而决定巴西这艘航母速度的，就是那些住在巴西全国大大小小数千个贫民窟（favela）的人。巴西的行动实践和中国的认识回归相互印证了，对社会的投入并不过分。

事实上，巴西的经济学家们对其社会政策领域的成绩还是比较骄傲的。第二天在瓦加斯基金会总部举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上，巴西战略事务部部长兼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罗·耐里（Marcelo Ner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巴西在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堪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相媲美，因此真正的“理想国”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同巴西的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即Chisil（葡萄牙语china和brasil的合成）。马塞罗·耐里还称，巴西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之处，比如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穷人的收入等方面的社会政策。

马塞罗的话的确不错，一如他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说，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是巴西经济增长的使命，它包含四大目标，即繁荣（增长）、平等、可持续性和幸福度。马塞罗说的可持续性，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更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比如一个两极严重分化的断裂状社会是不可持续的。在他那里，经济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是相互增强、相互促进的一个有机整体。我想，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应当是巴西的目标，更应是中国的根本目标，一种绿色发展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