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壞事會發生？談痛苦的意義：我們一直過著不適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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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重要性

当痛苦来袭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站在人生新状态的门槛上，而最终结果又非常不确定。这时，人们便会开始思考痛苦的意义，甚至思考整个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这些问题会在痛苦来袭时出现，有时也会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浮现出来。患者常常在心理治疗中提问：「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或「我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这样？」，正是这些问题刺激了心理治疗过程中对意义的探索。强烈的痛苦会使我们对现实的基本假设产生怀疑，这并不罕见。杰诺夫．布曼（Jano-Bulman, 1992）指出，许多人都保有对道德体系的底层信念：我们倾向于将世界假定为美好的地方；人多数时候是仁慈的、我们得到的都是应得的、我们应得的也都会得到。因此，预料之外的痛苦会使我们对这种信念产生怀疑，甚至刺激我们彻底重新评价生命的意义感，也就毫不意外了。有时，在痛苦中发现的意义与我们一直以来赋予生命的意义紧密相连，也有些时候，可能出现全新的意义，因此，痛苦或生活危机可以为发展提供重要的可能性。

意义心理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相关文献数量不断增加（关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全面概述，详见Markman等人，2013和Wong，2012；关于哲学方法，见Wolf，2010）。当人们的生活处境受压力所困扰时，发现意义会有所帮助，但即便如此，要准确定义「意义」到底是什么却相当困难（Park, 2010）。有一种方法（Baumeister, 1991）把意义看作是「对事物、事件和关系之间可能的联系的心理表征。因此，意义连接着事物」（p. 15）。也就是说，意义指的是看到生活中那些看似不相关事件之间的模式，或者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一个人可能看到自己的现状、发展因素和长期的心理结构之间的联系。找到意义可能不仅意味着我们理解处境的意义，也包括我们要觉察为什么事情必须如此。通常，生活危机对未来的影响会变得与问题本身一样重要。「意义」也是从更大的背景下理解痛苦的一种尝试，比如灵性传统中所描述的，我们与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相连结的感觉。我们可以在职业中找到意义，在保护环境、投身于社会公平、帮助贫困人口等努力中找到意义。因此，很显然，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是有意义的，但不一定是快乐的，只要我们觉得生活有目的、有价值，就足够。有时，寻找意义可能仅仅意味着：尽管一个人身处痛苦之中，他仍然可以找到令人愉快的活动和关系。寻找意义意味着生活对我们很重要。最终，情感的存在会让我们知道某物、某人或某事件是有意义的。

我们要如何判断生命是否有意义？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吗（比如说是否快乐）？或者，有没有可能「生活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些作者认为，问「生活是否有意义」其实是在问「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或者「我们的生活目标应该是什么」。道德哲学家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 2010）提出，有意义（这里指有活下去的理由）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幸福或道德。她认为，做我们关心的事情可以使生活有意义，但这种行动可能与我们的道德义务或使个人快乐的事情无关。我们可能会为所爱的人牺牲，而这种牺牲并不能促进自己的利益。她指出，我们所追求的超脱个人情感的活动，如艺术、音乐或园艺等，都是出于爱，我们被所爱事物的感知价值所驱动。沃尔夫（1997）承认，这种爱可能是错置的，我们可能对某件事物的关注程度与它的价值不相称，但她觉得，「当主观的关注点与客观的吸引力相遇时，意义就产生了」（p. 211）。沃尔夫也坦诚，意义和快乐之间有一些联系，因为一个发现生活没有意义的人不会快乐，而快乐的人则从事为生活赋予意义的活动。然而，她认为，快乐本身既不是必要的，也不足以为生命带来意义。一个人可以在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感到快乐，也可以在有意义的生活中感到不快乐。她指出，思考生活的意义既不是必要的，也不足以实现意义，许多人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但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们的主观性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感到无聊或沮丧，那么即使是客观上有价值的活动也不会使生活有意义。不过沃尔夫也认为，客观性很重要：如果我们积极主动地做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情（如背诵字典或整天抽大麻），生活不会有意义。沃尔夫认为，虽然没能最终裁定「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但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她认为，「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有价值」这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对她来说，有意义的生活包括「借由帮助自己所爱之人和有需要的人，借由提高技能水准和追求卓越、克服阻碍，借由对某事达成理解等方式来创造、促进、保护（有价值的）事物」（同上，p. 212）。沃尔夫认为，我们对某件事情的价值判断会因为他人的主观而生偏差，某些事情之所以有意义，部分原因是它们的价值不由我们决定——有些有意义的项目虽然很难找到所有人都认可的客观价值，但其价值还是会受到他人所认可。说到这里，我们遇到了难题：我们评判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评判却又非常主观臆断，并且有浓重的个人喜好。因此，有些作家喜欢纯粹从主观利益的角度来定义意义，另一些人则坚持，有意义的生活必须努力达到客观的价值和目的，如美、善、真和爱等。

宗教人士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与超个人或灵性层面的存在产生连结，不管是与人格化的上帝，还是其他形式的连结，都会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传统的一神论者认为，如果他们遵照上帝的戒律行事，生活就是有意义的。这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死后什么都不发生，生活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地，自然主义哲学认为人们并不需要援引上帝或灵魂使生活有意义。如果我们实现了个人目标，就能发现生活的意义，因为我们的主观意义最重要。我们也有这样的生活典范，比如甘地（Gandhi）或爱因斯坦（Einstein），他们的生活从客观上来说就是有意义的，不需要依赖上帝或灵魂。

无聊或令人沮丧的生活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哲学家理查．泰勒（Richard Taylor, 1991）指出，薛西弗斯（Sisyphus）不可能满足于无休止地把石头滚上山，除非他的工作有所收获，比如利用石头来建造什么，或者除非他喜欢把石头滚上山。有些人到了晚年，回顾自己的人生，可能因为养育了健康的孩子，或为他人服务而感到主观上的自豪，觉得这样的人生似乎是有意义的。其他作者认为，使生活有意义是有客观标准的，所以不断地把石头滚上山，永远不能提供生活的意义。

痛苦可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一直过着不适合自己的生活，也许这种生活并不能呈现真实的我们，或者这种生活似乎没有目的和价值。这种心理状态可能会在一个相对健康的人经历忧郁或其他心理危机的时候出现，而且往往是暂时的。然而，即便是精神状态良好的人，也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没有关于意义的问题。如今，生命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存在着大量的集体不确定性，尤其是对那些不再相信传统宗教力量的人。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传统的宗教教义，我们正经历文化转型。传统宗教曾经提供了可以解决所有生活问题的答案，现在也不再适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单独寻找个人的意义，而在寻找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动荡或出现危机。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可能性太可怕了，他们会紧紧抓住预先形成的一套解决生活难题的答案，成为基本教义主义者，也许是宗教上、也许是政治上。教条主义者往往不会寻找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意义。但是对于思想开放的人来说，寻找意义可能会成为艰难的海上夜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对于一些人来说，寻找意义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类的神经系统会自然地产生意义，这是内置于我们大脑结构中的功能。

寻求意义可以看作是健康的过程，也可能表明存在一些心理困扰，如信仰危机，甚至是忧郁症（Steger等，2006）。身处信仰危机之中的人，也许可以继续维持日常的活动，同时又会感觉生活和追求变得空洞和毫无目标。他们也许会继续从事某个职业或维持某段关系，但又觉得这个事业或关系毫无意义，仿佛大部分的生命都浪费了，从而导致遗憾、无法感受愉悦或痛苦，并迫切地需要新的东西。

这种无意义感可能是由个人危机引发，如疾病或失去等，会扰乱个人的价值观或使其目标无法实现，也会破坏他或她「人生值得」的感觉。这样一来，即使在没有忧郁症的情况下，一切都可能显得毫无意义。心理治疗师也会遇到悲观主义者，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的危机，但一直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生活中的痛苦多于快乐、生活的价值标准是人为臆断的、人性的本质是邪恶的等等。

一些哲学家认为，如果我们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就其所包含的巨大时间和空间跨度而言，或者从永恒的视角来看，人类是如此渺小，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能找到的意义也只是有限的生活中属于我们个人的意义（Rescher, 1990; Blackburn, 2003）。汤玛斯．内格尔（omas Nagel, 1986）认为，当我们从这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生活，谁的存在似乎都不重要，即便是像莫札特（Mozart）或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他将这种非个人的客观视角和个人的主观视角进行对比，指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缓和，但却无法消除。同样，卡缪（Albert Camus, 1969）认为，从恒星的角度来看，一万年后，歌德（Goethe）的作品将成为灰尘，他的名字也会为世人遗忘，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眼前的事情。无神论者通常将生命视为偶然，认为人类不过是太空无尽黑暗之中的短暂火花。

也许你不认可这种宏大的视角，就算认可，也可以先暂时放到一边。如果我们只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毫无疑问，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有所意义的。宗教信仰者从永恒真理（eternal truth）的角度看待生活并不困难，无神论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重要的意义。我们没有必要拿自己与莫札特或爱因斯坦等相提并论，也许这样才能感觉自己也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变。在人生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形成自己的意义标准，尤其是深处痛苦之中。意义的发现可以使我们在原本感觉混乱或随机的情况下找到连贯性和秩序感。探索新的意义常常可以帮助我们适应那些会威胁到我们生活价值的痛苦事件，比如失落或疾病等（Neimeyer, 2001）。

意义的问题非常重要，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如癌症、忧郁症、自体免疫性疾病和各种社会病症，都可称为「意义的疾病」（Jobst 等人，1999）。一些理论家认为，疾病可能是摆脱「生活困境」（life trap）的方式，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生活困境指的是人们身处某种处境，无法忍受，但又无法摆脱，充满暴力的婚姻、毫无意义的工作或者类似的困境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意义的发现可以使身陷痛苦之中的人继续关心生活，但追求意义和重要性的过程并不总是能成功。人们可能会在亲人、配偶或子女去世后的数年里尝试寻找意义，但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样的处境到底有什么意义。当人们无法成功找到意义时，随之而来的结果可能就没那么愉快了，比如酗酒或者自杀（Heisel等人，2004）。有没有找到答案远比找到什么样的答案重要得多。

图为《受苦的灵魂：从深度心理学看痛苦的经验与转化》书封。心灵工坊提供

发现生活的意义会有许多积极的影响，比如提高生活满意度、减少焦虑，并改善总体健康水准（Steger，2012）。相比之下，长期的无意义状态会让人丧失斗志，而严重的丧失斗志本身似乎会对疾病的恢复产生不利影响。长期的负面情绪状态，如绝望、无助和怨恨等，可能会导致疾病复发，并对恶性肿瘤和心脏病患者的预后造成负面影响（Frasure-Smith等人，1995）。相反地，希望、目标、感激和愉悦的状态似乎可以预防许多疾病复发（Lamers等人，2012）。相较那些比较无法找到生命有意义或目标的癌症患者，认为生活有更多意义的癌症患者，能够忍受更严重的身体症状，也更满足生活的品质，尽管他们同样遭受了痛苦（Brady等人，1998）。像癌症这样的严重疾病有时会激发积极的心理变化，更能体会生活的意义（Andrykowski等人，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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