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儿》是当年明月写出来的,不是历史教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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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乎有这样一个热点话题 ,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儿》是当年明月写出来的,而不是历史教授写出来的?
史书的最高境界就是流水账当年看过一篇描述明末战事的文章,有两句话总结很好,“难为的奸臣,无用的忠臣”。明月写的是通俗读物,顾诚那是严谨治学,场景、受众不同。其实,只要不歪曲史实,无论采用什么载体,都没问题,载体越丰富,传播越广泛,关注度越大,就能让治史本身更有意义。明朝那些事儿属于历史启蒙书籍,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去看其他网络小说去看它,已经是值得肯定了,相应的,这本书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问题或者大面积错误,就不会被否定,话说回来,他也一直没承认过是研究历史的,人家gwy当的蛮好的,是一部分读了这本书的人,自以为有优越感,硬拿这本书碰瓷历史圈。我把《明朝那些事儿》当评书相声听,至少听了5遍了,原来对明史基本一无所知,现在至少明朝的大事件基本明了,确实是一部很好的科普性历史书,普通老百姓读历史很枯燥,读不下去,也记不住,当年明月把历史当故事讲,对历史人物夹杂了大量个人的评价和喜好,看的人自己要有鉴别力,不能带偏。
虽然过去好久了,但既然看到了我还是简单说说吧。热评第一有人谈历史与历史学家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感触的。历史是客观发生的、真实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历史学家怎么解读怎么分析,真实历史都是那样的,并不是说有历史学家才有了历史,我们可以说有了历史学家才有了历史学,但历史是确实存在的,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大学专业课老师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没人能给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但我想,历史学的存在是人类探索求知欲望的表现之一。那么历史学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就是流传很广的那句话,“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数的历史学者根据自己找到的蛛丝马迹(古籍、古迹、文物等等)试图还原出他们认为的历史真相,追求准确客观。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后人再怎样试图还原都不可能完全呈现出当时的真相,做不到完全客观准确。所以对历史学来说其实后面那句话更重要,也就是“成一家之言”,只要没有基本的逻辑错误或是史料错误就可以作为对历史真相的一种解释,这也正是大部分历史学家所追求的东西。历史就是这么的扑朔迷离,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明朝那些事儿是我看的最爽的一本书,当时看完了竟然有种惆怅,因为感觉是一个好朋友离我而去了,而且我可能再也读不到这么好看的历史书了。
万历十五年的中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只有郑贵妃把万历皇帝当个人对待,而不是皇帝对待。当年明月是满足了人群历史中的人是鲜活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冷冰冰的,他们有性格,有脾气,真实而不虚假,不做作。我觉得足够说明了当年明月文笔很好,用通俗语言写明史,读者爱看。但是他只是历史爱好者,对明史远谈不上精通,假如不是这本书,很多人一辈子也不会读一本历史书。 普及一些通史就完成了这本书的使命, 是那些高处不胜寒的专业类书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目前的知识付费就也很大程度上承担了遮掩的引导兴趣的作用。 若不是听某经济学课程,我大抵也不会去买一本经济学入门的书。好答案,好讲评,佩服评者。专业与通俗本是认知程度不同的阶段,读者也需要理性全面的读物,相信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宽容度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减少自我好恶。
有一说一,目前为止苏德战争最好的通俗读物依然是《东进》,这本书就是专业人士写的专业性极强的通俗小说,每个细节都有出处,以至于至今的真学术著作也经常大量引用其段落。在通俗史学更发达的欧美,出产的这种通俗专业读物会很多。
可能是因为《明朝那些事儿》俗语通俗读物,就好像看小说一样,你能读的下去。我之前看了一个写宋朝历史的书籍,里边分析了宋朝的各种制度,军事,文化,科举,法律,人文等等,里边的内容相对比较专业晦涩,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明朝那些事不是史书啊,偏小说,看看就好,哪有这么严瑾,也不用这么严瑾,有点像三国演义吧。这部书我前前后后看了大概七遍,每一次看的心态都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同,作者的很多观点,给你剖析出来的一些历史事件背后的东西其实对于很多人认识历史认识人性非常重要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最最重要的不是文笔,不是所谓的“客观”,甚至不是所载的史实是否一定符合“真实”(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的序言说明)——而是作者深入其间所感受到的宏大情怀即“史诗感”,并将之二次浓缩、汇聚成普世可接受真理后的“真相再现”。我朝二十四史,价值最高的公认就在前四史,后面的虽非不堪卒读,但因为掺杂了较多“为帝王将相树碑颂德”的内容,而可读、可借鉴性大减。一部《史记》,其最闪光的所在,难道不是每篇末后的“太史公曰”吗?因为创作者能够做到最基本的忠实记载,且不屈从于强权压力,所以后世读者才能做到对前世事件最客观的“借鉴”,“以史为镜而知兴替”才真正具备操作的可能。所以“苟其身而不正”,何能以史正人?作者的胸襟气度、视野见识,决定了他的史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反言之,一部堪称伟大的《历史》,其背后必然有一位同样伟大、特立独行、中行而不倚的创作者。以下举例:子思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孟轲言:“五百年而有王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吾何为不豫哉?”太史公:“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希罗多德总结:“我们的作品,不是为满足统治者一时的兴趣嗜好,或迎合其‘美名’,而是要垂诸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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