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学老师

如果说我今生有恩师，那么杨老师是之一。

如果说我今生有益友，那么杨老师是第一。

文革中，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杨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

杨老师有三十七八的年纪，中等个，白净脸皮，一双大眼睛里蕴藏着说不清是智慧还是忧郁。

杨老师的外形特征之特别之处，是他的鼻子上有块两分钱硬币大小的红胎记，所以，学生们私下叫他“杨花鼻”。

杨老师原先是外市某中学老师，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失去工作。

那时候我们学校非常缺老师，有半数老师也就是三四年级的文凭，被赶鸭子上架当上老师。

也因为如此，杨老师的“特殊身份”被淡化了，而我们有幸得到杨老师。

杨老师上课很有特色。他从不带书，手里拿两支粉笔。

他讲课前先讲“买卖账”：说某老头在集市上卖菜，1斤菜3分钱，那么4斤半的菜多少钱呢？

看学生答不出来，杨老师就在黑板上画老头、画菜。

老头和菜都被画出来了，学生还是答不出来。

有的答出来了，却把老头也算进菜价里去了。

杨老师就半恼半笑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把老头买回家干嘛用呢？”

全班学生就哄堂大笑。

但是，大笑过后，学生们把菜和老头的账也就算得清了。

在那帮连老头和菜都算不清楚的同学里，我算是凤毛麟角的一个。

所以，杨老师对我有印象。

我读完三年级以后，三姐结婚。

父亲的船上缺帮手，父亲就让我弃学上船。

我帮着父亲运了三年船。

等我家船动力机器化以后，父亲对我说：“你再回去念书吧。”

我就对父亲发脾气说：“兄弟姐妹九个，凭啥就叫我下来帮你?我原来的同学都上五年级了（因为改学制，他们三年级读了三个学期），你让我咋跟得上?这个屌学，老子不上了！”

父亲就色厉内荏地说：“跟不上?你就还读三年级。”

我回校读过四年级后，觉得课程太简单，就起了不安分之心。

那时候杨老师已经平反，被劝留在我们镇里中学当初中部校长。

一个周日早上十来点钟，我到镇上中学找杨老师。

杨老师也是个懒人，刚起床。

杨老师见是我来，挺吃惊：“多年不见了，你打哪里冒出来的呢？”

我就把跳级的想法对杨老师说了。

杨老师挺为难：“你这是孙猴子翻斤斗，一跳两万五千里啊？我见过跳级的，但人家只跳一级，你他娘的是跳三级?说实话，我就是有权把你跳上来，你对功课能吃得消吗？”

我说：“能！”

这样，杨老师帮我从小学四年级直接跳到初一下学期。

条件是：没有学籍试读，如果学习跟不上就打道回府。

我在失学期间和高尔基一样，手里有了闲钱，买了大量小说来读。

所以，我的文科学业，不但是跟得上，而且是比别的同学是“高处不胜寒”。

但是，数学就跟不上。

现在我知道，原因在于我对字母代替数字运算不习惯，没有顿悟。

期中考前三天， 我手捧数学作业到杨老师宿舍去请教：“这X是多少?Y又是什么?”

杨老师一愣 ，然后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你现在对代数还是扞面杖当笛子吹——一窍不通啊？这样吧，我也不教你了，一时半会也教不通。你期中考以后还是回小学去吧。”

回到家以后，我焦急万分愁肠百结。那时候市面上没有任何教辅材料，知识来源全凭老师一张嘴。

我就抱着数学书边哭边翻，翻到半夜，我突然如五雷轰顶：“他娘的什么X和Y?就是他妈的数字！”

我当夜就把书上所有习题做了一遍。

期中考，我以语文政治历史年级第一，数学年级第四的成绩名列年级总分第二。（那时候有英语，暂不列总分）

杨老师知道后把我叫到他宿舍。

他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数学成绩是实事求是吗？”

我说：“是！考试的时候，我前面是马大个子，后面是“李屁库”，左面是“徐大笨蛋”，右边是墙。”

杨老师将信将疑，从架子上找出一张卷子来“啪”地拍到桌面上：

“做！你要是做假，我就揍你！”

他就把我锁在宿舍里，他出去办事去了。

半小时以后，我把定时两小时交卷的卷子做好了。

杨老师回来以后，急切地拿起卷子看了看，然后挥起大手“啪”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好啊好啊！好小子！没有辜负我的希望！”

然后，他背过身 ，用手绢试一下眼睛。

一年以后，杨老师被彻底落实政策，回南方老家去了。

再想联系他，却既没有他的地址也没有他的其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