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教了我什么

图／王幼嘉

有句古话，「徒觅师三年，师觅徒三年」。老师与学生，是一种缘分，强求不得。其间关系，学生主动，老师被动──所谓「只见来学，不闻往教」。学习是种乐趣，学生没有兴趣，老师热心过头，那叫做「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传统的老师，讲究传道、授业、解惑。授业是知识的传授，那是老师的本分，没有什么了不起。（古人称这种老师为「经师」）传道与解惑，是人生道理的阐述与启迪。（古人称这种老师为「人师」）人师，才是值得追随的老师，才可以用上恩师这个名称。

何其幸运，一生遇见过几位好老师。他们的几句话，终生受用。现在把它们记下来，也算是借花献佛，传他们的道罢。

不要以感情代替工作

父亲王壮为，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传统上说「事师如事父」，没有说「事父如事师」的。但是我父亲个性非常明显，我与他相处四十余年；家庭教育不可能不造成影响；影响大，就是老师了。

父亲的艺术有成就，集中在书法与篆刻上。他是自律极严的人。曾经说过「不要以感情代替工作」。这句话让我知道，人有感情与理智二种心智活动。绝对不可以让心的活动压制智的活动。心有起伏时，最好就是投入工作；感情自然下降，理智自然升起。

父亲的工作量非常大，每日长时间在书房里。有几年时间，一年刻一百方图章；如果没有做到，便在除夕日赶工完成。艺术家自然感情丰沛，如何控制，便是功夫。父亲的说法：写字刻印是「动手」，手动则心不动。颇有唐代百丈怀海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味道。

然而，长时间理智活动，让脑子疲累，又怎么办呢。父亲有第二句话：「换工作就是休息」。我在父亲身边，亲眼所见；他每日写字、刻印、读书、作诗；几样事情轮流著作。每小时休息十分钟，听收音机新闻广播。一天十几小时，就这样过去。所以，他可以长时间工作，作品亦是丰富。父亲为民国人物，清末出生。但是他有科学的脑子。那个时代的人，基本都重视科学，不迂腐。

强者，抽刀向更强者

高中时候，国文老师王亚春。她是建国中学的王牌老师，到我们学校兼课。高中老师受聘他校兼课，是极其稀有的，可见她的地位，非常不一般。王亚春是北京大学的早期女硕士。典型民国人物：身材瘦高，剪短发，永远穿深灰旗袍，着平底鞋，拿一只黑色大公文提包；声音低沉洪量，行动如风。这样的女士，不亮眼也难。用句现代话，酷到不行。

我从王亚春那里，学到一个成语：诘屈聱牙。她说韩愈的文章诘屈聱牙，有哲学，没文学；不应放在古文八大家中。又一次，她讲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忽然说：「那是诗人牢骚话；强者，抽刀向更强者。」王亚春的独立自主，敢于批评，让我见识到五四精神；极度仰慕，极度向往。那句「强者，抽刀向更强者」，更是令我完全拜倒。

六十岁以前，我行事作风，十分强硬。那个无畏火种，或竟是由一位民国女士点起。

读书，在于做少数人

念博士时候，遇到了钱穆。钱穆也是民国人物，清末出生。他与胡适，当年是北大两大精神支柱。上钱穆的课，他已经九十岁；一共两年四个学期。他对我的影响，在于明白什么是学术；明白学术与学术界，并不是一回事。他是真正能做到胡适「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高大要能宽」的人。钱穆出入历史、思想与文化之间。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随意论述讲授。他说「现在没有人写历史，只是作考证」，一语道出了学者与专家的不同。他也常说「不要骂孔子么」。原来孔子与儒家，相差甚大。儒家在汉代，经过大大改造，以配合施政需要。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都跟儒家有关。但是，那是儒家造成的，不是孔子造成的。钱穆的「不要骂孔子么」，是替孔子正名；是史学家高度，不是经学家高度；更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现实主义者高度。

钱穆的学术使命与气魄，最最表现在「读书，在于作少数人」那句话上。这句话，有顶天立地的大无畏精神。每每思及宋代张载的「读书，在于变化气质」；虽若有类似，但格局显然不同。

在学术这一块，我立志作学者，不作专家；并且有一些出人意表的言论。我不敢说我是少数人。至少，钱穆走在前面，我不怕作少数人。

艺术家，要减少名利心

我小时候，社会风气不同，很流行拜师学艺。（也就是学校之外，再找老师学些本领）因为家庭关系，对艺术有兴趣；因此，找了邬企园学画。这个因缘，是父亲促成的。他建议我跟着邬企园，赞美他「笔力雄强」。邬企园年龄比父亲大，也是民国人物，清末出生。他是吴昌硕最小学生，所以，吴昌硕也就成了我的师爷。

邬企园非常重视书法，认为绘画是书法的延伸。他从来不说画画，而说「写画」。他告诉我不少吴昌硕的写画秘密，包括每天固定练习几种书法，等等。邬企园信佛，在一个小院落中，单独有间佛堂。佛堂内除了一尊佛像外，不置任何家具杂物，十分清净。他是密宗信徒，在那时候，也是少有。

邬企园常说「艺术家，要减少名利心」。减少二字，非常实际。人不可能没有名利心；淡泊如老子，也是说「少私寡欲」，而不是说无私无欲。减少名利心，是艺术能够有成的不二法门。否则，艺术变成追求名利的工具；必然依附市场、随波逐流；哪里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呢。没有个性与风格的艺术家，不可能成功。（除了艺术之外，学术何尝不是如此）

邬企园的修养，已经是庄子的「道进乎技」了。名利，或为努力的动因，却是成功的障碍。

做学问，要有根绳子串起来

美国读书时，念的是美术史系；但是我修的课，不少在人类学系与历史系中。因为这两个系都与考古学有关系。（我的美术史研究，早期集中于先秦器物）当时人类学系有位客座的童恩正；他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博物馆馆长。他兴趣广泛，喜欢喝酒；与我小酌无数次，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在他家。童恩正乐作豉椒虾，（豉椒是湘菜特色，和川菜鱼香齐名）并且极力推介小面。我们就这样成为亦师亦友的酒伴。有一次，谈到各自的老师。我提到钱穆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句话「少读书，少交朋友。再会，你们散去罢」。他猛喝一口酒，说「钱穆由儒家转入道家了」。接着说他的老师。童恩正表示，他的两个老师，徐中舒与蒙文通，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徐对蒙说：「你的历史学得没话说，但是就是像一屋子铜板，少根绳子贯起来。带不出门去」。

这个故事太好了。那根绳子，就是主轴观念，就是史观。没有史观的史家，不能把其零散学问，形成结构性的学术。不能成一家之言。我长期寻找可以贯通文明文化的那根绳子，最后提出「生物史观」说法。这个过程，受到童恩正的启迪。

后来，童恩正转到匹兹堡大学，在许倬云那里教书。

真空妙有，不可思议

我的最后一个老师，是悟明长老。民国人物，比父亲小三岁。他是两届佛教会理事长，辈分极高；台湾著名僧侣，多是他的徒子徒孙。我三十五岁时候，拜在其门下；成为禅宗临济信士。（梵语upasaka，又称优婆塞）那时候，他八十岁。我跟长老缘分深，他很看重我，让我做他庙里副主委。因此我对寺院的丛林事项，也有一些了解。

长老主持庙里静坐习禅班时，我曾担任巡香一职，手持香板，置于耳朵上面。遇见昏沉者，便用力击打其背部，令之清醒。讲究的是，响而不疼，也是趣事。

悟明长老，基本不对外讲经，而是自己修持禅定。既然不讲经，求法便得主动──我常私下与他会面，请示佛法大意。

佛家有两个系统，（自《六祖坛经》即见端倪）一是「自力」，讲究修行开悟。一是「他力」，讲究佛力加持。（其实，就是有神、无神问题。这是佛家最大特色，其他宗教，无此问题）两个系统，颇有歧异；不过佛家圆融，不肯说破。我对于「自力」「他力」、修行加持、有神无神的各种优劣，总是不明白。一是一，二是二；是一不是二，是二不是一。世间道理，不是这样么。

我把这个不明白，写了个条子；上下句十四字，以为是大哉问。准备好了，带着去见长老：先提出第一个问题：「缘起性空，空不空」，长老回答：「真空妙有」。再提出第二个问题：「有佛无佛，有无佛」，长老回答：「不可思议」。我听了他的说法，立马泪流满面，不能言语。长老轻声说「肚皮饿了，我请你吃包子」。那天，我们去罗斯福路的北京楼，吃了包子。

佛法，不过是一句不生分别罢了。悟明长老享寿一百零三岁，在观音菩萨成道日圆寂。弟子明智向他顶礼，向「真空妙有」「不可思议」顶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