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步母亲后尘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吗？

没有多少人会在多年里因父母因痴呆症而衰退感到愤怒和悲伤，却不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患上这种病。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于 2012 年死于这种恶性脑部疾病。从那以后，几乎没有一天这个问题不在我脑海边缘浮现，每当我错放一个词、一个名字或一副眼镜时，它就会突兀地闯入我的视线。

实际上，在忙碌的生活中丢失眼镜或想不起来在橱柜里找什么是完全正常的。

但对于我们这些受过创伤的下一代人而言，我们目睹了所爱之人所遭受的痛苦，至今仍难以承受去回想那些。

现在，我们第一次能够确定。

作为研究项目一部分而进行的简单血液测试，必要时辅以腰椎穿刺和能生成身体内部三维图像的 PET 扫描，能够告诉我们，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脑蛋白淀粉样蛋白是否已经存在。

我制作了一部影片，讲述这对于像我这样五六十岁、有阿尔茨海默病家族病史（这是导致痴呆症最常见的疾病）的人意味着什么。

你猜怎么着？决定是否要坚持下去并非那么简单。

我的母亲玛米·贝尔德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开创性的女性记者之一。

聪明、机智、反应敏捷且风趣，她一直写作并在 60 多岁时还发表令人捧腹的餐后演讲。

但和英国大约一百万人一样，她患上了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损害她的性格和认知能力，直到让她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没人能帮她，既没什么支持，也没有能缓解症状的药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症状让她的生活痛苦不堪，也让我们所有爱她的人痛苦不堪。

痴呆症并非衰老的自然部分，尽管风险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它是由一种或多种大脑疾病共同引发的一种病症。

我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尽管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时光，有过许多欢笑和快乐时刻，但病情的逐渐加重以及她与自身的脱节对她来说痛苦得难以言表。

2014 年，我出版了《记忆何去何从》一书，这是一部回忆录与新闻报道相融合的作品，旨在凸显那些毫无改善希望却仍苦苦挣扎的家庭的经历——而大家的反应让我倍感震惊。

在我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条信息里，感觉仿佛痛苦和家庭孤独的巨大闸门被打开了。

如今，十年过去了，有了希望。

科学家已经表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淀粉样蛋白的积聚可以被成功清除。

他们坚信，如果在症状出现之前给人们使用正在研发的药物（至少有一种，即 lecanemab，现已在英国获得使用许可，尽管尚未纳入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阿尔茨海默病就可以被阻止。

正如在爱丁堡负责开创性的苏格兰脑科学（SBS）项目的克雷格·里奇教授所言：“我们能够在阿尔茨海默病演变成痴呆症之前将其治愈——就如同我们学会在艾滋病病毒发展成艾滋病之前对其加以阻止一样。”

但要做到这一点，像他这样的科学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在出现症状之前主动接受测试。

这意味着像我这种依旧愉快地过着正常日子、干着高要求工作的人，得做好心理准备，说不定自己大脑里已经有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程。

里奇教授，我最初是因为在音乐与痴呆症慈善机构“生命播放列表”的工作才认识他的，他建议我加入他在 SBS 正试图召集的庞大研究队伍。

“毕竟，萨莉，”他说，“你同样有可能发现自己不是淀粉样蛋白阳性。你想想，那得多让人松口气啊。”

要是结果表明我是呢？要是我知道了那些没法不知道的事儿，那该咋办？

治疗方法马上就要有了，可现在还没出现。矛盾的地方在于，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加入像克雷格搞的这种研究项目，治疗方法才能及时救我们这些 60 多岁的人。

我就此询问了我自己的家人。

我的四个儿子觉得我应该去做。他们说，把真相找出来，然后咱们一起应对。

但我的女儿，因看到她祖母的遭遇而仍感到精神创伤，突然大哭起来。

她担心，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淀粉样蛋白潜伏在我的大脑中，又没有立即清除的办法，知道这件事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未来，还会影响我们的当下。

如今，我们正处于具有变革性的发展前沿，如果科学家们是对的，很快就能治愈阿尔茨海默病。

血液中的生物标志物能够识别出处于风险中的人，并获得参与新疗法试验的机会。

这对他们有好处，对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也有好处。但要是这些试验无法在无症状志愿者中大规模开展，科学家就没法开发出这至关重要的下一阶段的治疗办法。

所以他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我该怎么办？这就是我的影片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