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孩子們和「仙甘學園」：國家授權的集體綁架虐童

象征韩国转型正义的《为真相・和解的过去事整理基本法》近期通过修正案，将重启多项尘封已久的人权事件调查。其中，「仙甘学园案」（Sungam Academy）受害者，也在12月10日提交相关资料，预告了这起由国家授权的绑架虐童案，即将重启调查。图为60年代的仙甘学园儿童，为京畿道政府近年提供的平反新闻照片。 图／京畿道政府

「这里的孩童九成遭殴打，三分之一曾被性侵，名义上是孤儿收容机构，却比地狱更像地狱。」

迟到近40年的转型正义，终于出现曙光？象征韩国转型正义的《为真相・和解的过去事整理基本法》（진실ㆍ화해를 위한 과거사정리 기본법），近期通过修正案，将重启多项尘封已久的人权事件调查。其中，「仙甘学园案」（Sungam Academy）受害者，也在12月10日提交相关资料，预告了这起由国家授权的绑架虐童案，即将重启调查。

1960、70年代，正当韩国社会迈向战后复苏的「钱淹脚目」时期，数以千计的「孤儿」却因为妨碍市容，被送进名为仙甘学园的收容机构。不只吃不饱、穿不暖，还遭受各种不人道的对待，如今这些「被消失的孩子们」即将步入老年，属于他们的转型正义之路却才正要开始。

韩国即将重启多项尘封已久的人权事件调查。迟到近40年的转型正义，是否真能出现曙光？图为1950年7月，遭到集体处决的韩国政治犯。 图／维基共享

在日治时期创立的仙甘学园，表面虽然是收容流浪儿童、提供再教育、但事实上有许多是政治犯子女，在这里进行强制劳动。图为日治时期媒体报导的「仙甘学园见学记」，将强迫儿童劳动、管理恶劣的仙甘学园称之为「浮浪儿童的至高教化」。 图／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

▌《啊！仙甘岛》 我的天堂，他们的地狱

仙甘学园的历史，必须追究到日本殖民时期。位于京畿道仙甘岛的仙甘学园，成立于1942年。在四面环海的岛上，仙甘学园当时对外宣称是提供职业训练的感化教育机构，但实际上院生除了犯罪的少年，还有朝鲜独立运动者的子女，甚至有不少人无缘无故，就成为收容对象。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强制入园的500多名学童被迫从事军需物资的生产与体力劳动，许多人更因此在亲人丝毫不知的情况下丧生。

「我曾看过有人因为企图逃走，被活活打死。」跟着担任副院长的父亲从日本来到仙甘岛，当时年仅8岁的井原宏光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甚至听到他满口鲜血，却依旧喊着『我不是日本人』。」这些院生早上接受皇民化教育，下午接受严酷的劳动，不仅饮食条件不佳，只要稍微犯错，就会被用削尖的竹签刺进指甲与肉缝间等酷刑进行拷问；有些人受不了营养不良与折磨，选择涉险跳下悬崖求生，却往往死于浪涛之中。

由于幸存的院生，在战争后期陆续被征召上战场，学园的内幕也随着日本帝国战败、井原宏光等日本人返回日本本岛而封存，就连周边居民也以为这里只是单纯的感化机构。直到1989年，以殖民者身份见证一切的井原宏光带着赎罪的心情，出版小说《啊！仙甘岛》，揭露幼年时期的所见所闻，才让这段历史重现于世人面前。

「对我而言，仙甘岛是天堂；对那些孩子而言，这里却是地狱。」回忆起在仙甘岛度过的那2年，井原宏光记忆依旧清晰，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当他在1980年重游旧地时，竟会发现理应废院的仙甘学园，依旧被当做收容设施，而虐童的恶行甚至更变本加厉。

摄影于1943 年的日治时期。仙甘学园对外宣称是提供职业训练的感化教育机构，但实际上院生除了犯罪少年，还有朝鲜独立运动者的子女。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强制入园的500多名学童被迫从事军需物资的生产与体力劳动，许多人更因此在亲人丝毫不知的情况下丧生。 图／截自SBS电视台。

「对我而言，仙甘岛是天堂；对那些孩子而言，却是地狱。」随着日本战败、学园虐待孩童的内情逐渐被遗忘。直到1989年，曾随父亲待过仙甘岛的日本人井原宏光出版小说《啊！仙甘岛》，揭露童年的所见所闻，才让历史重现于世人面前。只不过，让他意外的是，当井原宏光在1980年重游旧地时，发现理应废院的仙甘学园依旧被当做收容设施，虐童恶行更变本加厉。 图／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

图出自2018年6月，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的〈仙甘学园侵犯儿童权益案件〉调查报告。日治时期，孩子们早上接受皇民化教育，下午接受严酷的劳动，不仅饮食条件不佳，只要稍微犯错，就会被用削尖的竹签刺进指甲与肉缝间等酷刑进行拷问；有些人受不了营养不良与折磨，选择涉险跳下悬崖求生，却往往死于浪涛之中。 图／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

▌经济发展的大旗下「浮浪儿」必须消失

贫穷是罪吗？对于1960、70年代的韩国极权政府，或许答案是肯定的。韩战后，韩国在极权政府领导下，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但于此同时，无亲无故、居无定所的「浮浪儿」，却被认为是在「为了都市美化，建设福祉国家与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之下，必须消失的存在。

比起透过社会福利进行救济，韩国政府选择将浮浪儿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包含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与进行军事独裁的朴正熙政权，都制定了强制收容浮浪儿的相关法律。曾经作为感化教育的仙甘学园，不只理所当然成为最理想的收容机关，甚至在五一六军事政变后，成为政府宣传的「模范福祉设施」。但讽刺的是，如此「优良」的孤儿收容更生机构，却有超过半数的收容对象不是孤儿。

为了达到「业绩」要求，当时的警察与公务员，只要在路上看到衣衫褴褛的孩童，就认定是「浮浪儿」，有的孩童甚至只是迷路、在路上帮人擦皮鞋，或是出门捡树枝，就成为强制收容的对象。不只认定过程粗糙，就连资料登记也异常草率，不论生日、身高、姓名，都是依照登记人员的喜好「即兴创作」，甚至还出现明明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姓却完全不同的情况。

除了资料谬误，让家人难以找到失踪的孩童，有些孩童虽然表示自己其实有家人，却反而遭到殴打，更遑论回到家人身边。根据「仙甘学园被害者告发中心」统计，当时的院童，有42%在被收容前是与父母居住、16%与祖父母居住，家中当时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比例，更是高达56%。

中央为五一六事件的朴正熙。尽管日本统治随着二战结束，这些学园儿童的处境却丝毫没有改善。1960、70年代的韩国极权政府「浮浪儿」视为社会问题，必须加以铲除，更造就了仙甘学园在战后形同地狱一样的生活。 图／维基共享

为了达到业绩要求，当时的警察与公务员，只要在路上看到衣衫褴褛的孩童，就认定是「浮浪儿」，有的孩童甚至只是迷路、在路上帮人擦皮鞋，或是出门捡树枝，就成为强制收容的对象。图为1960年代，来自京畿道厅的官员视察仙甘学园内部状况。许多院生穿着最整齐的衣服出来列队迎接视察团。 图／取自京畿道创作中心。

▌九成遭殴打、1/3曾被性侵、逾七成未升学

收容过程宛如绑票，孩童们在仙甘学园「更生」的日子更是折磨。包含必须用手指沾沙子刷牙、吃馊掉长蛆的饭菜等恶劣生活条件，他们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务农、喂养牲畜及养蚕等强制劳动中度过。到了晚上，务农的工具则变成管理人员施暴的刑具，不只单纯殴打，管理人员还会在走道拖着大型十字镐并制造巨响，让有的孩童因为心理压力无法负荷，吓到尿失禁甚至晕倒。

即使已经过了近40年，包含金永裴（김영배，音译）在内的受害者，对当时的记忆依旧历历在目：「一到晚上九点，他们还会要求我们脱掉衣物并锁起来，让我们无法逃跑。」

同样根据「仙甘学园被害者告发中心」统计，在接受调查的93名受害者中，曾经被体罚及殴打的机率高达93.3%，遭受言语暴力的则有73.9%，性骚扰与性侵害的比例，则分别是48.9%与33.3%。同样令人吃惊的，则是在这群大约国小年纪的孩童中，有96.7%曾亲眼看见其他院生丧生在学园中，协助处理过尸体的更是高达48.8%。

根据统计，曾被体罚及殴打的院生高达93.3%，遭受言语暴力的则有73.9%，性骚扰与性侵害的比例，则分别是48.9%与33.3%。同样令人吃惊的，则是在这群国小年纪的孩童中，有96.7%曾亲眼看见其他院生丧生在学园中，协助处理过尸体的更是高达48.8%。图为仙甘学园历史照片。 图／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

在收容人数高峰期，仙甘学园最多曾经拥有5,759名院生，收容时间从1年到11年不等，平均收容时间则落在4.1年。虽然名为教育机构，仙甘学园实际上却摧毁了大部分院生的求学生涯，76.1%的院生在离开学园后并未继续升学，维生方式则以擦皮鞋、捡破烂等底层劳动为主。

直到1982年终止运作，仙甘学院的收容作业进行长达40年，虽然经历日本殖民与韩国本土两个不同的政权，对于浮浪儿的方式却始终如一。

然而，这些罪行却未曾受到处罚，就连仙甘学园最后终止营运的理由，都只是因为「缺乏作为儿童设施的专业性」与「职员贪污」而已。

原为仙甘学园的本馆旧址，现在已经成为京畿文化创作中心（Gyeonggi Culture Foundation），作为博物典藏之用。 图／取自京畿道创作中心

▌走出黑暗：诉说无法遗忘的伤痛

只要有人记得，历史就不会被遗忘。而仙甘学园的黑历史，则因为幸存者井原宏光的《啊！仙甘岛》，开始被众人所知晓。除了写小说，井原宏光还花了16年的时间，积极与当地政府争取设立慰灵碑。虽然最后相关人士「担心引起民怨」，将设立地点由埋葬院生的墓地，改成距离1公里远的京畿创作中心外，但过程中却也了引起韩国本土的注意。

以2000年韩国文化电视公司（又称MBC）在8月15日韩国光复节的特别报导为首，2014年慰灵碑设立后，相关报导也开始增加。配合威权时代落幕、转型正义的风气兴起，受害者们纷纷出面，诉说惨痛的童年、控诉威权时代的国家暴力。

在所有出面的受害者中，或许就以金春勤（김춘근，音译）最具代表性。从10岁开始，包含10年院生生涯、12年的职员生活，金春勤在仙甘学园度过22年的岁月，甚至在此认识前妻，生下一对孩子。以金春勤的回忆为基础，作家紫午宁（자우녕，音译）用三个货柜，建造了「仙甘历史博物馆」，并在2017年正式开幕。包含被用来作为刑具的木棍、院生曾使用的饭碗、服装，以及各种相关文件，博物馆的存在不只让历史更加鲜明，也提供了受害者们陈述故事的最佳场域。

因为小说、慰灵碑，以及博物馆，仙甘学园的历史早就已经不是秘密，然而一直要到今年5月，这条转型正义之路，才终于出现曙光。

图为纪念仙甘学园的慰灵碑。原先的设立地点是本来埋葬许多院生的墓地，但因为「担心引起民怨」，最后改成设立在距离墓地1公里远的京畿创作中心外面。 图／截自京畿道政府的仙甘事件纪录片

▌睽违10年再度重启 「过去事法」带来希望？

简称「过去事法」的《为真相・和解的过去事整理基本法》设立于卢武铉政府时期（2005年），依照法案内容，政府必须成立的「为真相・和解的过去事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负责调查日本殖民时期与威权时期发生的人权侵害案件。

不过因为法条明订申请时间仅1年、调查期间则只有4年，委员会从2006开始运作，到2010年的调查终结，依旧留下许多案件未处理。

今年5月20日，韩国第20届国会赶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过去事法」修正案，确定重启委员会，包含兄弟福祉院、仙甘学园、西山开垦团等人权侵害事件，也被视为本次委员会的重点案件。随着12月10日，仙甘学园受害者正式提交受害名单与证明用的院生资料，仙甘学园的转型正义，似乎也迎来新气象。不过这条追寻正义的路，或许会比想像中来得更加崎岖。

图为兄弟福祉院。位于釜山、在1970-80年代间运作的兄弟福祉院事件，与仙甘学园案颇为类似。原本应用于收容浮浪儿童的福祉院，却被发现在其运作期间，非法拘禁包括流浪汉、儿童等，并且涉及集体性侵、强迫劳动、甚至贩卖儿童等案件，成为韩国最具指标性的人权案件之一。 图／美联社

事实上，早在去年就有国会议员希望以制定特别法的方式，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当时更提到，由于已知加害者仅有首任院长，加上朝鲜总督府并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纪录，「在仅有受害者方、且缺乏具体加害者的畸形情况下」，只能专注于1960、70年代的经营状况。然而，就算是这段时期，仅有的也只剩下院生资料与证词，就连当初仙甘学园使用的设施，也因为京畿道政府租借给一般民众，出现保存上的困难。

此外，本次「过去事法」修正案，在通过的同时，也将「调查时间4年、可延长2年」，改为「调查时间3年、可延长1年」，并且删除关于「赔偿」的相关文字，也为这波转型正义埋下伏笔。

「我们想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能和一般人一样，被同等地对待。」

如同美国科幻作家勒瑰恩小说《从欧梅拉斯出走的人》的翻版，在城市美化的口号之下，这些「被消失的孩子」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者。当初的孩子如今已经纷纷凋零，如今他们也只能期盼3年的调查，能够还给那段被抢走的童年，应得的公道。

在城市美化的口号之下，历史中「被消失的孩子」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者。图为2019年4月，人们经过首尔国民议会前，一片印着兄弟福祉院海报的大字报。报上的画面为军人正从军用卡车运载数十名儿童进入福祉院。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