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分析》侦讯档消失16分钟 「公卫文」被耍了 秒懂关键内幕

台北地院26日宣判新竹市长高虹安担任立委期间被控诈领助理加班费案，高虹安的前助理、绰号「公卫文」的王郁文（见图）遭判刑2年，获宣告缓刑5年，听判后离开台北地院。（资料照，赵双杰摄）

新竹市长高虹安涉诈领助理费案，高虹安前助理「公卫文」王郁文指控检察官在侦讯时称「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诉高虹安，一定要起诉你们这些助理」，但关键的16分钟录音录影侦讯档案却消失。检方事后辩解，这是类似「休庭」，先行关闭录音录影，引发争议。惟综合相关法条与判例，此事确有值得注意的关键应予厘清。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0-1条第1项规定，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但有急迫情况且经记明笔录者，不在此限。第2项规定，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除有前项但书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

如果没有全程连续录音录影，例如「公卫文」指控侦讯影音档消失16分钟，此时被告即「公卫文」的侦讯笔录效果如何？有无证据能力？其实是有所争议的。

民国84年立法委员谢启大等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法，当时欲规定「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若未经录音录影，效果是「不得作为证据」。如果依照谢启大等委员的想法，未经录音录影时，效果很简单明了，就是「不得作为证据」。

这时候，若按照谢启大版本，套用在王郁文身上，检察官侦讯中断录音录影16分钟，那么王郁文的侦讯笔录，有可能全部都不能当成证据。

但当时立法院朝野协商对上述想法并不同意，因此变成现在条文规定，亦即「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

根据前大法官林俊益于民国89年对于现行条文的解读，刑事诉讼法第100-1条第2项文义解释，「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显然是以「有录音录影内容」之存在为前提。此时，笔录内容与「有录音录影内容」不符时，不符之部分始不得作为证据。

但如果未全程连续录音录影，即与「有录音录影内容」之前提不同，笔录内容不可能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录音录影内容」去比较是否相符。这时候所取得之供述笔录，有无证据能力？就成为法无明文规定了，产生各种解释空间。

实务上见解还是认为有证据能力，顶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58-4权衡理论，即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

例如，最高法院100年台上1730号刑事判决认为，检察官、司法警察（官）未依规定全程连续录音或录影所进行之讯（询）问笔录，亦属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其有无证据能力，仍应由法院适用同法第158-4条规定，依个案之具体情状，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予以客观权衡判断之。

其实早在修法时，学者就预料到这里的法律漏洞，因此多主张无证据能力。例如学者黄东熊认为，于无录音录影时，除急迫情形外，笔录内容不得作为证据。学者何赖杰也主张，如未全程连续录音，或根本未录音，亦为「内容不符」，排除该部分陈述之证据能力。

前大法官林俊益分析，现行规定，使刑事诉讼法第100-1条成为具文，无法实现「建立讯问笔录公信力」以及「确保程序合法正当」。他当时即强调，唯有再度修法，明文规定「未经全程连续录音录影，不得作为证据」，才能彻底杜绝恶习。

最后，若无证据能力，因为有利于被告，因此，如未全程连续录音，应该可类推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00-1条之规定，认定无证据能力。换言之，可取学者见解，如未全程连续录音，或根本未录音，亦为「内容不符」，排除该部分陈述之证据能力。在「公卫文」本案，整个侦讯程序及笔录，均全部失效并无证据能力，以确保程序合法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