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琪：重庆最缺人力资源

本站财经7月23日讯 福布斯中国城市投资与发展论坛今日在重庆举行。美国联邦基金会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徐琪在参与主题为“外资企业在重庆的机会选择”的圆桌讨论时，认为重庆最缺的就是人力资源，同时他还阐述了外资企业进入市场的七点选择要素。

以下是讨论实录：

徐琪：谢谢。我想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对大家所有在座的能够理解我说的一些观点可能会有所帮助，我是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长大，19岁去了美国，大学已经毕业了，从上海科大毕业，学的计算机专业。83年去了美国以后又读了两年的本科，1987年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洲银行，做地产贷款的风险控制员。然后就从事了投资银行在美林，在不同的投资银行，前前后后在六、七家投资银行从业。2002年来到中国，2004年公司调整业务建议我回去，我当时在中国待了两年，也结识到了很多朋友，也感觉到中国机会很多，所以我也依然选择离开了公司，留在了中国，当时我和朋友一起碰运气一起收购了南宁百货，做了将近两年的常务副总，把南宁百货从10亿的销售量，一年中间上升到16个亿，这是从一家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包袱很沉重的一家国有企业。这中间我在2003年的时候我当时个人是有机会成为解放碑的一个很大的业主，当时王市长刚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收购重庆商社，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改变过来受了20年左右的美国的教育，美国人有一句话说美妙的东西总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当时我只要花3亿人民币就可以收购重庆商社。我当时做了两个多月的调查，最后还是放弃。所以后来就收购了南宁百货，因为南宁百货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自己在那边很不小心得了一个感染，当时医生还怀疑了晚期肺癌，后来动了手术才确定了感染，我就离开了南宁。医生建议我离开，因为可能太潮湿了，水土不服。我就回到了北京，当时几个老朋友在美国知道了以后到北京来看我，我就有一个同学做了一个基金公司集团公司的副总裁，他就建议我去，我就去了。这几年联邦基金在中国的主要业务主要是在跟政府打交道的业务，跟财政部，跟社保理事会这种业务比较多，总体来讲我们现在管理这4800亿美元的资金，是全球第一大现金管理，是第四大基金管理，我们是一个以开放式基金为主的基金。然后公司在去年年底的董事会以及投资战略委员会上改变了我们整个公司对中国市场投资的一个资产分配比例，也就是从我们前五年的1.2%，调升到3.5%，也就是说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从30亿一下子今年要调到150亿。在中国市场我们的直接投资要增加到150亿，这包括台湾、香港跟中国，这三个主要的区域。但是在中国大陆，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可能会稳定在50-60亿左右这样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在明年年底以前要完成。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公司现在主要在中国就加快了跟证监会，跟外汇管理局的沟通，想申请一个超大的一个QFII进入中国的二级市场，当然也在找合作的伙伴，组建我们的合资基金。

其实重庆的码头文化依然存在，重庆光着胳膊吃火锅的情况依然存在，但是重庆很多情况都在改变，人的心态在改变，尤其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民对他们所期望的社会，对他们所期望的工作，期望的经济这一切都在改变。所以我们城市的发展，尤其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在决策这个城市，到底往哪里走，是建立什么样的中心，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你要首先注重的是人民的需求，社会这个群体里面他们的期望值。而不是政府的期望值。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来说，对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进入这个市场的选择要素有七点，第一个，对中国市场我们选择这七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总体素质，这点可能大家都不愿意讲，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第一段接触最多的就是政府官员，对政府官员的心态，我们很看重，我们希望他们是工作的目的是服务社会，而不是服务于自我。第二就是廉政的司法系统，我们建议中国要有一个警示性，我们在这边的行为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个警示，尤其这次澳大利亚的力拓的事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公司的研发人员全部撤离了中国，什么原因，这对我们来讲是公司必须要做的一个警示工作，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解决以后我们的人员再进入中国。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持续性的合理的政策，对外资企业。第四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第五，要有一个合理的经营成本，对渝中区建立CBD也好，金融中心也好，我认为这个相当的重要。而且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刚才前面两位嘉宾都再次提到人力资源这个问题，我认为重庆要成为CBD也好，成为金融中心也好，尤其金融中心，我认为重庆最缺的就是人力资源。重庆政府第一件事要解决的把重庆的人才留在重庆，第二个，是要把外面的人才争取到重庆来。我认为这中间是相当的重要。重庆什么都不缺，重庆现在要发展，你要建立金融中心首缺的就是人才。我认为这一关很难过，你要过这一关政府要下很大的力气。第七，就是通畅的交通系统，我认为交通还是不方便，我从南宁过来，飞机一天只有两班，而且到了都是半夜了。我认为应该跟航空公司沟通加大这一块。

下一个我想谈一下在政策方面，我建议要有一个法律保护机制对外资，要有以后一定领域的豁免权，我们尤其做金融服务业对这块非常敏感，金融不可能离开政治，我们希望在中国对我们外籍公司的雇员，要有一定领域的豁免权，我们要在一定范围内有我们自己说话的权力，第二，要有一个开放的思维和心态，第三，就是加快交通建设。我想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