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的巨人 现实政治的凡人

（图／本报系资料照）

中国思想史大师余英时先生的去世，也象征了一个时代的没落。那一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成为失根的兰花。热爱祖国，但笃信自由民主，又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他们，不愿回到中共专制统治下的贫穷中国。在美国研究教学之余，发挥中国传统「士」的精神，以中文著作臧否中国政治，期待走出象牙塔，能对中国的复兴有所贡献，也寻找另一个「受关注」的市场。他们身在美国，但心中非常关切中国。

感谢余英时以及那一代侨居海外的「失根」前辈大师，他们的中文著作也影响了几代的台湾人。余英时是我中学时期，知识启蒙的重要人物。高中时半懂不懂地读了《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加上许倬云唐德刚、周策纵等海外史学大师的著作，让我对历史「学」充满兴趣，也对中国文化、自由主义，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要如何跟上世界，有着极高的兴趣。

当时许多跟我辈分差不多的台湾青年，大概也都有着相似的感动：我们不见得对余英时极专业的史学分析有兴趣，但他用具有历史纵深的笔法，给我们点起一盏灯，让人们相信中国人也可以走向自由、民主、富裕的天堂。

说来有趣，戒严时期的台湾是有许多「禁书」的。金庸小说被禁了很多年，李敖骂两蒋与国民党的禁书不计其数，均为其例。而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如果有对国民党加以批判，或是其史观与国民党「正统」观点不合，都不可能在台湾正式出版。所以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虽然是学术、历史的重要文献，却都是戒严时期的禁书。

相较之下，当时的余英时，虽然认为中国必然走向民主，也严词批判专制中共背弃中华文化中的人本传统，但对威权统治台湾的两蒋与国民党，其「建言」却是相当温和的。「反共」且「不反国民党」的立场，加上他符合两蒋「复兴中华文化」的基调，就使得余能够成为政府许可的「青年导师」。要知道，当年的余英时对两蒋的批判，还远不及训政时期时期胡适、梁实秋等人在《新月杂志》、《人权论集》中对国民党的辛辣抨击。虽然他曾经表示知识分子要坚持中华文化的「道统」，并对政权的「政统」提出批判。但对于当年「党外」争取民主、解严、回归宪法的呼声，他的立场却是「论政而不参政」。所以，其实在当时党外民主运动人士，及后来的民进党眼中，并没有把余英时当成民主先锋─这些没被国民党列为禁书作者，又没有在海外大力支持党外民主运动的人，其实是「国民党之友」，根本不算民主人士！

随着两岸与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余英时的「地位」也一直在转变。余英时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他坚决反共，相信古典自由主义，热爱中华文化。这样的一致性，对比起某些随政权移转就变来变去的跳梁小丑，绝对值得佩服。但在戒严时期，他在台湾是畅销的思想导师；在台湾逐渐走向「去中国化」的一段时期，他的「爱中」成分使得他也被疏离。但没想到在台湾、香港，乃至美国的反中风潮起来时，「反共不反中」的余英时又被另一批（以前鄙视、忽视他的）政治力量捧起来，成为新的民主导师。

有人批评余英时先生，因为反共意识太强，而在晚年被反中势力利用，违背了他自己的初衷。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分清「反共」是反共产党、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逢「共」必反。这些批评或许都有一些道理，但余一生的智慧与成就，本来就不在现实政治。就学术成就以及当年的启蒙，他的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但说到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要引领风潮，他从来做不到胡适掀起白话文运动的力道，也写不出胡适在训政时期炮轰孙中山的「知难，行亦不易」那般的犀利作品。余英时先生在现实政治上的能力，就跟我们庶民百姓一样，就是个凡人。让我们记得他给我们的贡献，也以他的局限自省，同时也缅怀一个逝去的时代。（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