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情怀，具气象」时代的远去

（图／本报系资料照）

许博允走了，媒体的报导不多。不多，也许因他已淡出台面好一阵子；不多，也许还牵涉到对他行为作风的评价；但不多，更就标示着「有情怀，具气象」的时代，在当今的台湾已近乎随风飘逝，不复记忆。

许博允的崛起，与他成立「新象」绝对相关，在此，他引进了许多国际节目，使国人大开眼界，才知世界之大原不能就以岛屿心态来衡量，他介绍了许多艺术大家，这些人带来的影响，更成为那时代艺术发展的动力。

然而，许博允不只如此。个人的背景以及受许常惠的影响，他这国际视野的人对传统却有着深深情怀，就如此，「新象国际艺术节」的开幕，乃一直是「传统音乐之夜」，而当时被发掘的陈达，也总是被安排在节目首位。

无可置疑，陈达是迄今为止台湾最好的说唱艺人，他苍凉的嗓音、即兴的填词，以及「过门」上月琴的精采即兴，基本已成绝响，但在当年，要不是关注民族音乐的许常惠等人的发掘，陈达也只能是恒春红白事上的一个民间艺人，而许博允却将之列于国内外名家中，且由他揭开整个艺术季的序幕。

陈达这样的民间乐人没有现代的舞台观念，他想唱就唱、想停就停。所以音乐会开始，也总须许博允将他「哄」上场，可陈达一开唱，就如说往事般，不知哪时才会结束，这时同样也得许博允出马，将舞台灯暗下，带老先生走回后台。

一个看来那么国际、那么现代的年轻人，就如此以礼相待于一个在当时居于最底层的民间艺人，何以致之呢？

在小，当然是许博允的情性与认知，在大，则因那是个谈发展也谈寻根的年代，既要开阔视野，也要接得地气，国际与乡土并不冲突。而也正是寻根，那个时代在「中国」与「本土」间，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方面既挖掘台湾本土，一方面也由之具体接于中国人文。而当年大陆锁国，文革刚过，台湾是中国文化得以具体对应于当代，且在此取得一定成绩的宝地，历史的丰富与本土的追寻、视野的开阔与当代的对应，当时的佼佼者几乎都在此有所观照、有其成绩。

例如：「云门」虽是个现代舞团，创团时就以「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自许，其经典之一的「薪传」，则深深烙印本土。

当然，不只新象、云门如此，那时的音乐界、美术界、文学界、舞蹈界乃至整个文化界以及媒体，都充满这样的气象，新象、云门固显眼，其他于文化深耕者亦自有人，而就因这些人的作为乃开启了80、90年代的台湾文化盛世。坦白说，在这些领军人物中，许博允并不是最能反转生态者，他举手投足固充满魅力，却不擅论述，可那无畏的开风气之先以及无可救药的浪漫，还有创作的才分，却使他成为那时代文化运动中夺人眼目的佼佼者。

这样的人辞世，无论你是否喜欢他，无论你如何评价他办的活动，合该有更多的惋惜、慨叹、乃至报导评论才是，但事实却如船过水无痕般，激起的涟漪比想像中要小上许多。

小，正因在台湾，本土与中国已被形塑成对立的概念；小，也因本土化已被狭隘成一种「内卷」式的自爽；小，更因台湾已失去了气象，只想偏安自居，却忘了，在这土地传承创造的，那「既有主体，又对接当代」的文化成绩，其能给予寻思中国文化出路者如何的参照。

正如此，许博允之逝，标示的，何只是曾经的风云人物的消逝，它更标示着一个「有情怀、具气象」时代的远去，而台湾往后的愈趋狭仄自满，恐怕也就更为难免了。　（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