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武汉张继先医生看到第一例新冠病人
“这个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浓重的一笔。这个浓重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它就是一个事件而已。但是对人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情改变了很多。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东西，你只能是接受它。”
——张继先
撰文｜王一苇
责编｜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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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张继先约采访是八月。那天，武汉下着小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门诊楼访客稀疏。
内科诊室找不到她，一打电话，那头她的声音直冲脑门：“不是诊室！我在住院部。”
从主楼跑到副楼，我上了电梯，进入5楼的呼吸科病房。光线昏暗的楼道里，左边是略显空荡的病房，每间住着一两位病人，右边是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门紧闭着。
“您在哪间办公室？”
“我怎么会在办公室呢？你到底去哪儿了，我怎么没看到你？”
一个声音中气十足，从前方的蓝色屏风后传来，与电话里的声音交叠。话音甫落，一位短发的小个子医生穿着白大褂从屏风后抢出几步，朝我迎来。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武汉最早上报新冠病例的医院。它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三公里距离，打车10分钟能到。2019年12月26日，一对夫妇入院看病，确诊为不明原因肺炎。
作为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敏感地意识到问题，将病例上报医院和区疾控中心。此后，她全身心投入前线的救治，直到疫情结束。
我跟着张继先进入一个小房间。迎面是两架高低床，铺着蓝绿格纹的床铺。这是病床改装的医生们的休息室。床对面是一排灰色落地更衣柜，中间贴着字条“请周三下夜班医生换床单被套”。疫情中，这是医生们难得小憩的场所。也是张继先不工作时常待的地方。武汉疫情解封后，张继先并没有请假休息，周二周四继续在门诊，剩下的时间就在住院部。
“你就坐床上吧。”张继先拖了把椅子坐下， 捋一捋随身眼镜的黑色珠带。
采访中，张继先的电话不断，有的是病人来预约问诊，有的是疫情相关的活动安排。她与往常一样投入工作中，疫情期间的经历成了她不愿触碰的部分。
“每个人的心态都有变化，”她说，她最大的感触，是对 “活着” 很珍惜。
知识分子：您是武汉最早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医生。2019年12月26日和之后的几天，具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常规的流程，问了一下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怎么样，病情有什么变化。
大概9点多钟，神经内科大夫打电话请呼吸科会诊（老爷爷），我们呼吸科医生就过去一看，这个人情况比较重，双肺多发的磨玻璃影，呼吸非常不好。他有糖尿病，曾经中过风，肢体活动不是太好，刚入院时只有复视，双影，身上没有力气，所以去了神经科。
任何一个人的病情，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一定要看以哪个病为主。复视不要命，呼吸系统要命，那肯定是呼吸专科先治。所以他要转到呼吸科来。
到了病房，要给他安排床位，他就说要跟那个老太太住一间。我们病房都是男女分开的，就奇怪他为什么要男女混居。这会儿才知道他们俩是夫妻。
把他们安排下来都到27号上午11点了。我看这两个人有点奇怪，就跟儿子说，你看你爹妈都得病了，肺上还有点重，要不你也去查一下。他就查了一下，当时没有（观察到）什么症状。
知识分子：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让他们儿子去查？
张继先：因为夫妻两个都得差不多的病，儿子也在一起，或许儿子也有问题。
知识分子：当时会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病吗？
张继先：不太会想到，只是说顺带查一查。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一家两个人同时得病。就是肺结核的病人，一家两个人同时得肺结核的情况也是很少的。儿子一查，血象（也称血常规，指全血细胞计数）是偏低的， 淋巴也是低的，CT跟他爹妈非常像，他病变的范围少一些，但病变的性质是差不多的。那个问题就大了。这一搞就到了中午12点多。
这种情况肯定要上报。中午12点行政下班了，都吃饭去了，下午2点上班我就开始找人，一个个地找，就报到了（江汉）区疾控中心。报了以后区里很快就来人了，做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取样，检测病原体。
张继先：我们跟他们说， 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可能有麻烦，让他们（区疾控）赶紧来，他们就来了。当时也是要求要会诊，因为那时候范围不大，我们呼吸科再加ICU的王（夜明）主任一起坐着讨论说了一下。
后来快下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在华南海鲜（工作）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又各来了一个，一共四个人，加这三个人一起就七个人了。我们就继续汇报，接着院里组织大讨论。
那天是星期天（注：2019年12月29日），1点多钟，我建议10个科室的人一起来，呼吸、消化、循环、内分泌、ICU、放射、检验、药学、感染和医务部。这10个人是有跟患者疾病相关的专业知识的人，比如有糖尿病，就把糖尿病的医生找过来，万一（患者的症状）是专科的并发症呢？我不属于那个专业，有些可能不太清楚，需要他来定夺。
医院会诊完了，不明原因的，才往上面报，区疾控再过来。
知识分子：12月27日第一次区疾控来之后，有什么反馈吗？
张继先：希望（有）啊，但是他们没有。第二天星期天，又报了，他们又来了，还是同一拨人来做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取样。我说，怎么又是你啊？他说区疾控就那么几个人，不是我是谁？
知识分子：他们来了几个人？
张继先：那天就来了好多，有区里的有市里的，还有省里的，我都没分清楚哪个是哪个。
知识分子：他们有问你详细情况吗？
张继先：我们专业不一样，他问不出来。我是搞临床的，他搞流行病，流行病学我也不懂。我们没办法交流。
知识分子：什么时候知道病毒核酸序列的？
张继先：大家知道的时候我就知道了，（2020年1月）7号还是8号吧。是官方途径知道的，我们医院跟我说的。
知识分子：当时是什么反应？
张继先：在这之前就反应完了，星期五（12月27日）我们已经开始弄，都按传染病的方面在做，（防护工作）宁可过，不可少。
星期五下午人家来做流行病学调查是全副武装的，N95的口罩，防护服，全有，搞得吓死人的。我们找医院里要，他有，我们也应该有。医院说防护服没辙，口罩可以给。就给了N95的口罩。平常我们戴这种普通的口罩，星期五之后我们就开始戴N95的口罩。
星期天以后，我让人订了一批帆布的一次性手术衣。医院没有防护服，除了金银潭没几家会准备那玩意儿。
知识分子：您被称为“疫情上报第一人”、“吹哨人”，获得了记大功、推荐为全国劳模等奖励，您怎么看这些评价和奖励？
张继先：“吹哨人”，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表述不是很正规。你说第一上报人那倒是真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给我的奖励很大，我真是有点受不起。我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做医生的职业习惯，该到哪里怎么做，都有一个程序性的东西。叫拉响警报的人，也倒是可以接受。
知识分子：虽然拉响了警报，但是真正传达到公众的时间有些延后了，会觉得这个有些遗憾吗？
张继先：也不能完全叫遗憾。毕竟它是个新发（疾病）。新发的东西要给人家一个认识的过程，只是说以后在科研上面更要强一些，搞快一点，可能会更好。
知识分子：12月底您接到病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有人传人的风险，但直到1月20日正式向公众公布，这段期间是什么心态？
张继先：很焦虑，非常之焦虑，那不是一般的焦虑。官方的口径说不人传人，但实际上跟我们看的情况不一样啊。你不焦虑不着急（不可能）。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在改造病房。因为这种格局是不能收传染病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搬到一楼去了。把一楼征用了。一天的功夫都收满了。还有病人要进来，进不来。
一层楼只有37张床。改造以后，位置就占住了。医生至少要值班室吧，还有医生护士的休息室、配药的地方。原来病房一层都可以47张床，现在只变成37张床，10间病房就不能用了。病房数量减少了。但是病人又那么多进不来，你说咋弄呢。
进一步改造才能收病人。我们是第三批公布的定点医院（注：新冠疫情早期，武汉一批医疗机构经改造后作为收治新冠肺炎疑似及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第三批定点医院自1月27日陆续投入使用，共可提供床位6000张）。
知识分子：床位有限的情况下，作为医生如何决策？
张继先：应该是尽量都收进来，轻点的可能是在家里。毕竟突然一下发生那么多病人，所有医院都被挤爆了。
那个（时间）点还有很多普通病人。我们医院一开始收病人的时候，还有200-300个普通病人，他们同样也需要照顾。你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捡了西瓜丢了芝麻，两边都要搞。但是人手也只有那么多。
因为要改造，没有那么多床位，肯定要挤占其他的医疗资源。我们当初的做法就是，病人稍微好点，我们尽量劝病人出院。相当于把住院标准放松了。在以前的话肯定要病人好个九成，我才让病人走。我们现在好个七成，八成，就赶紧让病人走了。有些病人不愿意走，觉得万一在家里又复发了又来，又麻烦。但我还是尽量跟他做工作。你看我们现在这都是发烧病人，住在这里别人传染你了，又发烧了，不白治了。“连哄带骗”把病人骗走了。
知识分子：当时觉得跟病人沟通是一件比较有压力的事？
张继先：跟病人沟通要讲究艺术性。
知识分子：国务院和卫健委派了三批专家过来调研情况，您有接触到他们吗？
张继先：没有。没有到我们院里来。我知道他们来了，但他们没到我们这里来，我也没到他们那边去。
知识分子：您说过不要将华南海鲜市场作为判断标准，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
张继先：很明显，我们那里七个人三个不是华南海鲜的，四个是华南海鲜的，不能说都只有华南海鲜是一个点，其他的不是点。只是说没有找到源头。
知识分子：但是第一批专家来的时候，包括当时还没有出方案的时候，确诊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注：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第一版“国家级”诊疗方案，制定了确诊标准。在此之前，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要求患者“具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者”才能够纳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其中流行病学史的四条，三条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还有一条要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护人员。对于这一标准，据中国青年报采访的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存在。）
张继先：这个东西是可变的，以临床医生判断为准。后来华南海鲜附近一片的人有症状，你说这些人不是（感染），那不可能啊。
知识分子：您自己有对源头的猜测和想法吗？
张继先：想不出来，我想破脑袋都没想出来。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源头到底在哪儿。
知识分子：从1月27日第四版新冠诊疗方案开始，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指征做了调整，从“一般治疗”中删除，被列入“重症、危重症病例治疗”的措施。关于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有一些争议。您怎么看激素的使用？
张继先：我是赞成激素有效的。我觉得用激素可以治疗病人，只要把剂量和时间掌握好，对病人肯定是惠大于弊的。
激素有很大的风险，很大的副作用，这是很明显的。激素用的好当然是对病人有好处，用的不好是很麻烦的事情。2003年SARS的时候很多用的大剂量，一天一千毫克的。很多人治疗以后股骨头坏死，留下终身残疾。我们现在没有用到那么大的量，不能大也不能少，控制他的体温，延缓炎症风暴，减轻肺间质水肿，这肯定是有效的。也没有发现那么严重的并发症、后遗症，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效的药物。（注：关于治疗新冠重型、危重型病例，国内外的诊疗方案都推荐了糖皮质激素，国内常用甲泼尼龙，国外常用地塞米松，对使用剂量均有要求。）
知识分子：您的救治工作以重症病人为主，有哪些重要的经验？
张继先：最重要的经验，是要怎么准确地判断病情，这就牵涉到业务能力的问题。准确地判断病人的病情情形，不能单纯靠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要根据病人体检的检查结果。
知识分子：有些医生总结重症病人的病程三个星期，您自己的观察？
张继先：不一定。看起病到医院是什么程度，是一发病就来，还是待了几天再来。临床表现开始看，比如第一个病人，老头以神经系统表现，不表现为肺。老太太是表现为肺，发烧咳嗽，都不一样。还是有差异。
知识分子：目前您还在追踪新冠患者的康复情况吗？
张继先：之前看过的患者都在继续追踪。大部分都还好，少部分还是有些危险。有些人还是差一些。有心慌、气短症状，有脱发。国家对新冠康复这块也是投了很多钱，正在慢慢做。（长期后遗症）现在还不晓得。
知识分子：疫情中有什么事是现在想起来比较遗憾的？
张继先：有时候听到在一起（共事）的人，他们家里或是他自己得了病，觉得很伤心，我就想一定要搞清楚他是咋得上的。有的人问得出来，有的人也问不出来。只能是上下班的途中，或者接触了病人。无意中接触了谁，那谁知道啊。 有时候看到很重的病人，你还不觉得很伤心，你平常很熟悉的人，人家得了病要快挂了，觉得悲催的很。
1月25日去世的（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是我们医院的职工。他退休了，没在医院上班。但是他生病了回到医院来看病，是我给他看的病。之后转到金银潭，他在那边死了。来的时候好好的人，到那儿几天就死了。我还在想是咋治的，一定想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怎么样把病人往活的方向治，最好不让他死。但那时候得不到他的治疗方案，也忙得稀里哗啦的。
有时候看到那些病人真的是可怜。他需要治，但又没床治，想帮他又帮不了。再看有些病人，家属送过来之后，他们对望的那种眼神，让你真是也很难受。
你别让我老回忆疫情中的事情，我真是不想回忆。我觉得（医护人员）每个人心态都有变化。我就不愿意回忆过去。你们这些记者一来问，问得很心烦。你不去想就只当这个事情忘了。虽然这个事情忘不掉。就人类历史来讲，这个事情肯定过不去，但我就不愿意总是去揭那块伤疤。
知识分子：就算跟家人也不会讲？
张继先：不谈，我在家里跟家人也不谈这些方面的事情，谈一些其他方面的，啥事情都谈就是不想谈这些事情。跟同事也不谈，只谈现在和将来，不谈过去。谈过去也要把这一段时间跳过去，之前的事情可以谈。
知识分子：现在还会有比较脆弱的时候吗？
张继先：医师节不是还要说抗疫的故事吗。听到人家的那些东西，想到当初那个状态就还是有些忍不住。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艰难，但是真的不愿意再过多地回忆。
知识分子：疫情中，医院也发生过患者因为住不到床位，持刀威胁医护人员的情况。您怎么看疫情后的医患关系？
张继先：那肯定是有的，发疯要住院的啥事情都做的出来。他为了求生，也是迫不得已。他只想活，采取的行动有些过激，能理解，但是我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你不能威胁别人来自己生存。所以怎么样看待人生，怎么样看待死亡，国人还差很大一截教育。你不能把你的活建立在别人的死之上。
中国人把命看得过于重，老外把命看得过于轻，他要求自由，不愿意戴口罩，死就死了。国人吓得要死，一听到自己得病，吓都吓死了，这种情况也有。把问题看得太重，太可怕了，不能正确对待。医生也不是万能的，也有使劲全身力气救不活的。愿望是好的，但不是有好的愿望就一定有那么好的结果。这次有新冠肺移植，有三个人做了肺移植，大部分人都死了。你说医生没尽力？我尽了力但是达不到目的，你说怎么办呢。
医生肯定是任何人都离不开的，每个人都需要。生老病死。开始在医院，死也在医院里死。医生这个职业是陪伴着人的一生走过来的。这个职业也很神圣。但实际上在中国，医患关系是很差的，老不尊重我们，老说我们。这个事件以后，有些人对医生的看法有些改变，但我不知道这种改变能够持续多久。希望他们能永远记得我们这个好，永远不要把矛头对准我们。
知识分子：这次经历给个人带来哪些变化？
张继先：对“活着”很珍惜。活着还是好。那么多人，不管有名没名，有钱没钱，生了病都一样，都是病人。活着就是胜利。新冠的经历和之前接触病重的病人不一样，那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认识的那么深刻。这次太短暂了，一下子你周边的熟悉的看得见的那些（人），前两天是好的，后两天就不行了。能活着就是命大。什么都是浮云，都是身外之物。不要那么积极抢着，争这个争那个有什么意思。
这个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浓重的一笔。这个浓重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它就是一个事件而已。但是对人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情改变了很多。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东西，你只能是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