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风骚 傅斯年创中研院史语所

概念民国：不一样的中国史．回音（远流出版）

在新时代的文化场域中，胡适上承蔡元培、鲁迅、陈独秀，下启新一辈北大早慧的学生，其中最活跃、最有能力的几位，很快就发行了自己的杂志《新潮》，和老师辈的意见中心《新青年》分庭抗礼。

傅斯年和罗家伦是《新潮》中的要角，而傅斯年又进一步和顾颉刚联手，推动了结合清代考据学与西方科学方法，落实胡适开启新观念的新史学。在这方面，傅斯年尤其是胡适所开风气的主要执行者，先是以历史系为中心改造了北大文学院，接着又开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国政府迁台之后，一直到我进入台大念书的八○年代早期，历史系始终维持着在知识界的风光局面，也就是继承了从北大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系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傅斯年实质上将历史系打造成为北大文学院的中心，还将历史的视野与态度贯彻到文学院的其他系所中；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号称中研院的「天下第一所」，不只成立时间最早，当其他各所还在草创摸索阶段时，史语所就进行了轰动国际学界的「安阳考古」挖掘，挖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大宝库。

来到台湾之后，傅斯年在组织上扩张历史学术地位的做法，由沈刚伯继承了。沈刚伯是台大历史系的大教授，但他壮年时最有精力的几年，却经常不在台大。他到处去帮其他大学设立历史系，从公立学校到私立院校，只要是还没有历史系的，沈刚伯都去劝说，也愿意付出心力、动用人脉协助设立。

从史语所到后来台湾各大专院校的历史系，傅斯年阴魂不散，意思是史学研究进行的方式，历史知识的根本性质，几十年间在台湾没有离开当年傅斯年订下的典范。最特别也最明显的，是一直保留到今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机构名称。

查看中研院组织表就知道，其中有一个后来成立的「语言学研究所」，那岂不是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领域重叠了？要进一步看英文名称才能弄明白：「语言所」研究的是Linguistics，「史语所」则是History and Philology。「史语所」这个名称是傅斯年定的，反映了他有意承袭自德国「兰克学派」的强烈史学态度与立场。那是一种严格的「科学史学」，认为史学研究要尽量去除研究者的主观，朝向自然科学规范而努力，所以应该做的、且只能做的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就是史料学，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在史料所使用的古语言基础上弄清楚史料在讲什么，然后让史料自己说话，不需要、也不该有研究者的主观解释。

这样的精神长期弥漫在从大陆到台湾的「民国」史学界，一直到我进台大前后，才由林毓生、张灏、余英时等人积极提倡的「思想史」─强调史学中「理解」（Verstehenung）的重要性，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进行了新旧典范的移转。

不过傅斯年虽服膺「科学史学」信念，但他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表现在论文〈大东小东说〉、〈夷夏东西说〉里的，仍发挥了精彩的解释与洞见，绝对不是干巴巴的史料排比而已。他的著作相当程度上铺设了后来商周文化关系研究的基础，再配合安阳的挖掘成果，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

从傅斯年到李济，到高去寻、石璋如，再到张光直，这是开创中国古史研究新页的重要系谱。

而傅斯年在民国史上，还留下了一篇比〈大东小东说〉、〈夷夏东西说〉更有名、更轰动的文章，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初于《世纪评论》发表的时论，标题就说明了一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那不只是批评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等于是对「孔宋家族」贪污腐化的总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