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揮刀殺人那一刻....「他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2019年7月24日上午9点，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台中高分院）刑事庭内，在经过朗读具结文并签名后，卫福部草屯疗养院一般精神科主治医师何仪峰坐在法庭正中心，面对三位法官，左侧是被告赖亚生及两位律师，右侧是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以专家证人的身份，针对被告精神鉴定的结果接受交叉诘问。

法庭现场：专业难获共鸣的精神鉴定

一年多前，赖亚生因气愤牙医诊所联合起来隐瞒妹妹行踪，闯进诊所持刀砍杀素不相识的诊所人员，导致两位女性员工分别受到轻重伤，牙医师王冠中被害身亡，经过台中地方法院审理，认为其犯行严重，手段凶残，但经鉴定犯案时受精神障碍影响，符合刑法第19条第2项减刑规定，依法不得判处死刑，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犯案时受精神障碍影响减轻其刑的依据，就是何仪峰的鉴定报告。

从被告思觉失调症病史、案发当天行为的辨识与控制能力、被捕后接受侦讯时的反应、精神鉴定的流程，二审法庭里的整场诘问，几乎全由检察官掌控，对鉴定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

「就我们看这件事，会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杀人意图，比较像是不小心伤害致死这样的概念……」程序进行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何仪峰突然说出的这句话，令底下的旁听民众与被害者家属一片哗然，嘘声此起彼落。

连续数年社会重大案件嫌犯都疑似有精神障碍，司法精神鉴定逐渐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 图／Pixabay

在场的人们，从法官、检察官，到民众与受害者家属，难以理解，一死两伤罪证确凿，怎么是一句「不小心」可以带过的？

随着连续数年社会重大案件嫌犯疑似有精神障碍，司法精神鉴定逐渐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在台中高分院的这个骚动，具体而微展现司法与精神医学、一般大众与精神病患之间的扞格。

其中，最难以跨越的距离，就是直观上赖亚生明明看起很「正常」，并不像小灯泡案的王景玉活在荒谬的幻想中，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

一审判决书中，详细比对各方说词，还有监视器影像佐证，赖亚生坦承起诉书的客观事实，对于犯行也认罪，他于警讯中供称：「我与受害者是没有仇恨或纠纷，但是我打电话到诊所要找我妹妹时，诊所同事会帮忙隐瞒告知我赖丽茜（其妹）都没有上班该情事，会让我白跑好几趟，导致我对赖丽茜同事不满，我会朝……颈部刺杀他们，是因为当时他们都会帮忙掩护我妹妹赖立茜行踪，我想要杀死诊所全部员工，我清楚刺杀颈部动作是会导致人员死亡……」

检察官强调，被告可以先跟门口警卫探查妹妹的确在诊所内，等待时机才从包包里抽刀砍人，且并非不由分说乱砍一通，当发现厕所里没有其妹行踪，其内工作人员也未展现阻挡姿态时，停止攻击行为。整个过程可以看到，从刺杀的动机、时间与地点，被告皆能选择、等待与判断，在事后的侦讯期间，也能清楚回复问题、交代犯案过程，并没有出现幻听幻觉、自言自语等「正性」症状，表达与理解能力几与常人无异。

言下之意，鉴定报告所称赖亚生受「妄想型思觉失调症」影响其辨识与控制能力，显然是说不通的，被告犯案当时就是一个正常人，该为其杀人及伤害罪行付上完全责任。且由被告病历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维新医院开立的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Clozapine）剂量只有二十五毫克，且到了2015年8月11日就已停药，医师建议「支持性心理治疗」，至案发当时已两年多没有吃药，其身障手册也被注销，显见其病情稳定，甚至还可以出国打工度假，这不大可能是一名严重精神病患可为。

一个原想摆脱药物与污名的青年，最后却走上持刀杀人之路。是个人缺陷还是社会结构的逼迫？ 图／Pixabay

「这边有个陷阱，Clozapine的副作用很大，会造成癫痫和白血球下降，虽然剂量偏低，但会使用这个药，大概是最后一线的选择；而身障手册的取消也不一定代表病情好转，对很多病人来讲这还是一个标签，可能怕受歧视或对就业有影响而放弃申请；而据我了解，被告因为疾病几乎没办法有稳定长期的工作，出国是家里提供并非自己能力，并与老板冲突、出现妄想，品质跟内容都很有问题，并不能算是一个工作。」

尽管何仪峰试图用尽量浅显的方式，说明妄想型思觉失调症的特质，不易一下子就能从外观察觉，不像其他的退化型、僵化型等类型，可以明显从自言自语或呆滞的表情辨识出来，但整场近三小时的诘问过程中，除了检察官怀疑鉴定结论背后的依据、法官对其解释直接表示「听不懂」、旁听民众为其陈述时而发出的讪笑与骚动……整个法庭对司法精神鉴定的不理解与不信任昭然若揭，何仪峰只能坦言精神鉴定的限制，在案发后经过数个月回推被告当时的精神状态，一定有其极限。

成为正常人的代价：翻转失能身体，走向无出路的境地

案发后，赖父在媒体前露面公开下跪道歉，为了不要牵连其他亲戚，他们连夜搬到中部小镇，隐姓埋名，替友人照顾动物维生。台中高分院传唤何仪峰作证的那场开庭，夫妻俩罕见地以加害者家属的身份出席旁听，主要是因为律师警告他们，现在情势对于赖亚生非常不利，整个审理过程几乎一面倒地导向被告不适用精神障碍减刑的条件。

「本来一直不出声因为我们是加害者，应该让对方有一个出口去宣泄，可是现在变成一直否定我儿子确实是生病很久的事实，」赖父强调，「像他之前会骑机车骑到一个地方，突然停下来吐口水，又绕回来把它舔上来，他说那是好的东西要拿回来，不然会失去我的、被人家抢了太多的功劳；有一阵子每天晚上12点，他会跳上我们家八楼的女儿墙，我在睡觉太太在外面上班，听到声音出来看，我整个人吓到脚走不动，慢慢过去把门打开，叫他、拉他的手，怕他吓一跳掉下去，他说有一个女的一直叫他从那里跳下去，第三天我赶紧买棍子

从外面把门堵住，不然就是在家傻笑，一下说我现在已经不是赖家人，一下说哪里有地震、车祸他要去救。」

图／Pixabay

从进大学开始发病后，他就带着儿子流转在各大医院的精神科，从高雄医学院、麻豆新楼医院，署立南投医院，到最后离家较近的维新医院，都被诊断是精神分裂症，要吃一辈子的药。就如检辨双方调阅的病历，赖亚生并不是一个长期无病识感、不配合治疗的病人，相反的，他的人生以及这个家庭已经进入精神医疗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只是在症状难以改善，药物持续加重的情况下，强大的副作用导致近乎失能、无生产力，他尝试想翻转自己的人生与家里的经济。

「其实药一开始蛮高的，到100多（毫克），是他想要自己独立，跟医生谈减药，不要每天一直沉睡，有时甚至长达18小时，是因为这样才把药降下来，因为他想走出来回到社会，看到爸妈一直在外面工作，想去上班，多少帮忙家里的经济状况。」赖父表示。

2015年停药的同一时间，他也取消了可以领生活津贴补助的身障手册，像是一个强烈的宣示，想要重回正常人生的信念，「他念书时，家里要付房贷比较紧，看我们开销大，别人说可以申请（身障手册）看看，多少有些补贴，所以才请领两次，一次中度、一次轻度，后来他自己提出来说，我们不要去占那个位置，把这个资源给更需要的人。好几次出去，我问说你的手册可以减免门票或一些费用，要不要拿出来用？他就会发火，认为不应该在别人面前以这种身份出现，他也有自尊心，所以后来就放弃申请。」赖母补充道。

当赖亚生欲挣脱长期「药疗化」，取回人生的主控权，跟医师沟通减药、停药，乃至自行找工作、父母协助出国，却似乎永远达不到成为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事后这些原本欲积极回归社会的尝试，反成为不利的指控，令旁人解读为：不吃药就代表康复，行为未受疾病影响，而实际的情况是，他的妄想随着现实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日益扩大，终至一个常人看来极为平常的临界点（与妹争执），瞬间引爆。

这个案件的二审法庭程序仍在持续，在检察官与告诉代理人强烈质疑草屯疗养院鉴定结果的态度下，法官已核准重新鉴定的申请，于10月底委由台中荣总对被告进行新一轮的精神鉴定。但在无辜生命已无可挽回被夺走后，精神状态与责任能力的关系，仅只是最末端的争辩。

一个原想摆脱药物与污名，意欲翻转失能身体，掌握人生并改善家境的青年，却最终覆灭并向外界反扑而来，走上持刀杀人之路，让另一个家庭无辜覆灭，不禁令人想问：这是因为不遵从医嘱好好接受治疗，并且从道德到人格都带有反社会因子的个人缺陷？

抑或是从小因家庭经济因素导致缺乏陪伴，到了青春期遭受同侪霸凌，发病进入医疗体系后被箝制的能动性，成为那14万（社区精神病人）被列管的抽象数字之一，并在家人「没面子」的顾虑下错失了危机的讯息..种种从家庭功能、教育环境、医疗模式、社会价值等重重叠叠的歧路中，最终被逼向无出路的境地？换作你我，能有其他选择吗？

• 本文摘自：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与精神疾病的距离

• 出版社：卫城出版

•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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