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滋味？世界大戰中...殘酷的「味覺殲滅戰」

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是报刊编辑伊恩．史帝芬斯（Ian Stephens）对1943年造成300万名印度人死亡的孟加拉饥荒所做的评论。饥饿导致的死亡无声、未引人注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明有众多生命死于饥饿，却多为人们所忽视。

即便越战深深烙印在西方的集体记忆里，多数西方人却从未听闻1943-1944年间，越南东京（Tonkin）地区爆发的饥荒所导致的农民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之后几年的战争死亡人数。尽管如此，「饥饿造成的死亡仍令人心惊胆颤。」一名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幸存者不安地透露，

「被子弹或炸弹打死并不可怕，饿死才是最可怕的，脸都扭曲了……像行尸走肉一样……惨不忍睹。」

二战时期美军笨重的C口粮（C-ration）发明于30年代，每罐五磅重，包含三个汤罐，炖牛肉、猪肉、豆子和马铃薯碎肉，一份饼干、咖啡和糖，后来也陆续加入巧克力、香烟等其他补给品。不过C口粮不只非常难吃、另外还实在太重了，占了背包的大部分重量，甚至让当时必须在摩洛哥涉水登陆的部分美军士兵溺毙。 图／维基共享

图为60年代美军于越战时期使用的C口粮。C口粮在二战后依然继续生产，直到1958年才正式停产。在韩战与越战期间，仍然在使用。 图／维基共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两千万人死于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所造成的疾病，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1,950万名战死的士兵。因此，战争对于粮食供应的冲击，跟军事行动对于世界人口的影响一样致命。本书旨在探究粮食在二战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笔者之所以聚焦在粮食，不是为了排除关于这场战争的其他解读，而是想让大众在理解这段历史的同时，也能纳入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面向。

将粮食做为二战研究的重点，其中一项最有力的论据是，纳粹政权的农业政策据披露，是助长这场冲突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家社会党领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学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是维持军队和人民士气的关键。

1918年，前线士兵与国内人民的粮食短缺严重挫败全国上下的士气，使德国沦落到投降的不堪下场。国家社会党深恐当年民心颓败的情形重蹈覆辙，而且深信德国人理应优先享有取得粮食的权利，因此下定决心绝对不让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挨饿。换句话说，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牺牲。

左为美国二战时期插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的感恩节大餐插画。战争期间，美国将原本与自己无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定位为「替我们想争取的选择自由而战」。右为英国二战时期粮食紧缩而出现的「马铃薯皮特」（Potato Pete）角色，鼓励家庭主妇多用马铃薯做料理，政府更推出与此相关的食谱书。 图／维基共享

纳粹党以饥饿为武器来对付其他族群，这些人所分配到的食物过少，无可避免的唯有死路一条。波兰犹太人每日配给食物的热量只有少得可怜的184卡。华沙贫民区里的10万名犹太人多数死于饥饿。每日食物配额有845卡的波兰都市人口若是无法找到其他食物来源，无异于被宣判死亡。德国安乐死计划中，20万名心智障碍者中，有一部分的人口，以及235万名苏联战俘，全都只分配到极少量的食物，因而缓慢却有系统地活活饿死。

在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囚犯从饮食中所获取的热量经常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建议每人（即使是试图减重的肥胖患者）每天至少应摄取的一千两百卡。热量低于一千两百卡的饮食会迫使人体开始消耗自身能量，即便如此，也仅能维持呼吸等正常生理功能，更别说是重度劳动了。曾待过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形容：

左为赫伯特巴克，纳粹德国的食物与农业部长。当时由他主责纳粹恶名昭彰的「饥饿计划」（Hunger Plan），在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后，有系统性地将侵略乌克兰得到的食物转移入德国，供给德国士兵，并刻意饿死数百万名斯拉夫人与犹太人。右为「小仓鼠，你们好丢脸」（Hamsterin, shame on you）的政令宣传海报，绘于1942年，指当时纳粹德国政府呼吁民众不得囤积粮食。 图／维基共享

饥饿是一种缓慢且极度痛苦的过程，纳粹党发现，任由多余的族群饿死，远比预期来得耗时且效率低落。当东欧地区未能供应预期的粮食分量，纳粹政权在国内人民粮食配额减量的恐慌下，采取了更激进的手段。他们决定尽可能消灭东欧地区的「米虫」，因而动念残杀苏联和波兰犹太人。由此可见，粮食与纳粹德国加速展开大屠杀（Holocaust）的决定有关。

即使在未蓄意饿死人民的情况下，饿死以及饥饿仍是纳粹党粮食政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他们不只无情地迫使苏联与波兰人民为饥饿所苦，更在占领的其他国家中劫掠食物，导致希腊爆发饥荒，五十万人因此丧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普遍出现民众──尤其是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死亡人数及婴儿死亡率不断增加。

1944-1945年的冬季大饥荒期间，德国切断荷兰境内同盟国未能解放的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造成22,000人死于饥饿。

当时的集中营囚犯每天勉强可以称得上吃三顿饭。早上是半公升的「咖啡」（但事实上不含咖啡，而是用谷物或植物等替代品磨粉加水冲开）。午餐有由马铃薯、大头菜、黑麦粉等煮成的清淡汤，晚餐是约300克黑面包、25克香肠、奶油或一汤匙的果酱。许多囚犯在这种饮食情况下还需要重度劳动，因而营养不良死亡。 图／奥斯威辛纪念博物馆

当轴心国势力冷酷剥削占领地区的粮食资源，轴心国和同盟国纷纷投入资源以阻绝敌方获取粮食的渠道。日本封锁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的当下，美国转而加强部署围绕日本的潜艇以及鱼雷；英国封锁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之际，德国也派出U型潜舰砲击同盟国运送的物资。

战前的全球粮食经济陷入混乱，进口水果等占空间的食物需求锐减，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对肉品、起司等浓缩食品日益扩大的需求。加拿大、美国、澳洲、纽西兰以及阿根廷重新组织国内农业经济以满足这些新兴需求，而食物浓缩方法的开发也刺激了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同时，殖民地──其农业经济的建立是为了生产现金作物以换取进口食物──突然间不得不想尽办法自给自足。

实际上，确保粮食供应成了所有卷入二战的国家的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人们劳动的程度明显加重。政府征召男性加入武装部队，招募家庭主妇来补足劳力缺口。总劳力人口比起以往有更大一部分移入重工业。人们的工时拉长，加班的时数提高，轮值和夜班（需要更多体力）日益普遍。令人备感艰辛的不只是在战争期间工作，每天的生活亦是如此。

1945年10月，在婆罗洲山打根（Sandaken）地区的几名饥饿日本士兵，正要被送往战俘营。当时美军封锁了日本船运，将物资粮食运输切断。 图／麦田出版提供

所有参战国都急欲掌控新的营养科学技术，以尽可能提高粮食分配的效率并从士兵和平民身上榨取更多劳力。向来名不见经传的营养学家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政府与军队中握有权力，可以对粮食政策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举凡日本、英国、大英国协（Commonwealth of Nations）和美国军队无不察觉到，粮食是维护士兵健康以及作战能力的工具，因此引发了一场小型革命，大幅改变了士兵的饮食。这进而影响各种粮食生产技术、促成食品加工、营养强化、食品包装以及运送方式的显著进展，在美国尤为明显。最重要的是，民主政府意识到，为了回报士兵和平民在战争中的牺牲，政府有责任确保粮食供应并让国民取得适当的饮食。因此，英美两国的粮食政策旨在造福全国人民，而不仅限于对战争有直接贡献的群体。

定量配给制度是最明显的断层线，暴露出各参战国所抱持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父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不同意识型态的弱点。

因此，德国内部出现了一种矛盾的作法：尽管犹太人、强迫劳工以及集中营囚犯在极度欠缺劳力的战时经济中可能具有劳动价值，但政府只对他们分配少量粮食。

相较之下，苏联的共产分子竟愿意抛弃粮食集中管理和分配的思想原则，甚至实行粮食自由市场。同时，英国反其道而行，实施经济集权并采行与内阁保守派格格不入的战争社会主义。美国是唯一一个资源足以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保有自由放任的意识型态的国家，因此能够将粮食控制保持在最低限度。美国也是唯一一个在战争中还能够异军突起、以精进和创新技术强化农业的国家，从而在粮食方面占有主导地位。

1942年，在英国的伦敦食品部（Ministry of Food）研究厨房家务的女性研究员。此项单位的研究目的就是开发战争时期适合平民烹饪的食谱，以充分利用战时可用的农产品，以确保平民在战时也能获得营养。 图／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

对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而言，粮食成为至要且凌驾一切的重要事情。一名在二战期间就学于西伯利亚军事学院的乌克兰工程师回想学生餐厅供应的食物时透露，学生有两种汤可喝，一种是将面粉倒入滚水煮成的面糊，另一种大家称之为「绿色罗宋汤」，因为那是用荨麻熬煮而成的。他们每周还会分配到鱼肉和肉品各50公克。去骨猪排重约100公克，可想而知，这分量实在少得可怜。

「这些食物得吃上一个月，」他告诉采访者，「但如果你要撑超过一个月，你会饿到根本顾不了学业，一心只想着怎么找东西吃……有时候，我们会到市场买蜗牛，然后回到房间加些马铃薯一起煮。煮锅牛很耗时……水滚的时候，蜗牛壳在锅里咔啦作响，发出很吵闹的噪音，即便隔着加热炉，底下的桌子也摇晃不已。我们这一连的指挥官住在楼下，有一天他上来查看到底在吵什么。他猛地推开门，大喊，『吵什么吵，造飞机啊？』所以从那之后，我们索性叫这道菜『飞机』。实在不太好吃，但是简便又不贵。」

这名乌克兰人和他的同班同学也会伪造捐血证明，借此换取更多食物：捐两百克的血可换得半公斤的米、一公斤香肠及两公斤黑面包。「很多学生为了吃都去卖血。但是……你不可能每天捐出两百克的血。」于是，他和朋友伪造捐血证明。「基本上，我们全班都靠这个方法来填饱肚子……

火车侧边悬挂旗帜上写着「第一批粮食：乌克兰／柏林」尽管没收了来自乌克兰的粮食，但德国依然为了要将「米虫」从食物链中剔除，依然加强封锁乌克兰、灭绝犹太人的「饥饿计划」（Hunger Plan）。 图／麦田出版提供

即使在粮食相对充足的国家，例如英国和德国，油脂的欠缺也代表食物愈来愈难以下咽。战前英国人习惯的营养比例是脂肪占摄取热量的38%。虽然这个数值在战争期间仅微幅下降，但基本饮食组成从肉类变成全麦面包及马铃薯，油脂的减少使得三餐吃起来单调乏味，珍．雷加斯（Jean Legas）忆起从前表示：

「我们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每个星期的菜色都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想，只管吞下去就对了。」

德国人也苦于类似的脂肪问题。20世纪上半叶，动物性脂肪成为劳动阶级饮食的主要成分，食物因此多了些风味且有助于引发饱足感。可惜，德国基本粮食配给每周四十八公克的油脂，代表许多非工业劳工饮食的脂肪含量低于20%──多数西方欧洲人认为，这样的比例才能带出食物的风味。

饮食脂肪不足并不会导致营养缺乏病症（只要饮食中有替代维生素A和D的营养来源），但低脂饮食意味着，人体必须消耗更多食物才能维持足够的热量。事实上，一旦马铃薯成为主要的热量来源，很难强迫一个人食用足够的马铃薯来维持必要的热量摄取。二战期间从事重度劳力的工人一天大约需要4,000大卡的热量，如果他们光靠大量碳水化合物来获得充足热量，就得花上几乎一整天的时间进食。正因如此，这些劳工会在饮食中摄取大量油脂。

只是，对苏联、德国以及日本的劳工来说，他们是无法从饮食中获得足够脂肪的。油脂和肉品也较能延缓饥饿的折磨。在几乎所有的战时饮食中，即便含有足够的热量，但脂肪的缺乏，加上极其有限的肉、蛋或起司等形式的动物性蛋白质分量，仍会使人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饥饿感。

糖和甜味的缺乏有时也会引起无法按捺的渴望。玛蒂尔德．沃尔夫─蒙克伯格（Mathilde Wolff-Mönckeberg）渴望美味的食物。她在1944年写的一封信里描述，「就算家里的糖快用光、也没有任何剩余的食物，我还是常常舀一匙糖来吃。」

美国1943年，如何领取配给食物的政令宣导。 图／维基共享

美国在二战时推出了「分享肉类」（Share the meat）食谱。旨在希望民众能够减少肉量需求，把肉优先供给前线作战的士兵。图为食谱中的烤豆面包（baked　bean loaf），做成像炸肉排一样的配菜。搭配番茄酱、泡菜与生洋葱，在午餐或晚餐食用。 图／维基共享

同样出自美国二战「分享肉类」（Share　the　meat）食谱中的炖牛心（braised stuffed　heart）。为了补充肉类营养，家庭主妇开始转向烹调各种以前不吃的内脏等部位。做法为将牛心洗净切开，填入由洋葱、芹菜、香料、面包粉等组成的馅料，然后放在锅内炖煮。 图／维基共享

在二次大战所有参战国中，一般大众成天排队领取定量配给的食物，苦思下一餐的着落。「为胜利耕作」（Dig for Victory）转而成为全球性运动。人们在每一块闲置的土地上种植马铃薯，造就了粮食战争。马铃薯除了是相对容易生长的作物外，同时具有营养价值，可提供蛋白质、维生素及碳水化合物。

各国粮食短缺的程度差异极大，但食物的品质其实皆有所下滑。身为当年驻扎新几内亚的美军B-25战斗机飞行员洛伊．李．格罗佛（Roy Lee Grover），对于澳洲盟军的粮食配给感到不解。「罐装牛肉……黏糊糊的米饭和脱水洋葱，就这样。每天三餐就是水煮、烘烤和油炸的罐装牛肉。」食之无味的他，在一次前往澳洲汤斯维尔（Townsville）的旅程中，买了「48品脱的甜酿水蜜桃切片罐头」。

不过，他没多久又吃腻了水蜜桃，「回到美国后，我过了很多个月才敢开始吃米饭或水蜜桃。」罐装牛肉、「像冷胶一样浓稠的炖羊肉」、口感似橡胶的脱水鸡蛋、斯帕姆午餐肉（Spam）、吃起来如砂砾般粗糙的黑面包，还有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料理──

1941年，两名利物浦工人在吃由美国提供的食物。 图／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

《战争的滋味：为食物而战，重整国际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 莉琪．科林汉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1/01/28

内容简介：粮食供需影响政治外交、国际关系，成为未来人们如影随行的梦魇。此刻的人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让饥荒再次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书名为《战争的滋味》，意在人们已尝过战争所带来的各种苦涩滋味，尤其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之下，连想像食物的滋味都太过奢求，弥漫四周的，只有烟硝味和营养不良的人全身所散发的将死之气。而鉴古知今，解决粮食不足问题，争地、抢粮以及战争，显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为人类、地球的永续而思考，找出更人道，也更有效率的因应之道，避免再让饥荒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