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货币刺激不解决根本问题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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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人，而且都是聪明人，在同样的时间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是经济危机的重要现象。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就是预测未来，判断未来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说大部分的企业家判断同时出问题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次经济危机

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危机

经济教科书有一个最简单的假设，经济是单一的产品，这个产品叫“GDP”。这个单一产品的假设有时候会导致非常荒唐的结论。比如说，一个人花100万盖一栋房子，另一个人花100万造一门大炮，然后用大炮把房子炸了，结果是，社会财富损失了200万，但统计上，我们的GDP反到增加200万。这就是只关注总量分析的迷误。

宏观经济理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看结构的问题，只看总量。在宏观经济学里面，GDP又分解为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所谓的“三架马车”。比如，在一个经济中，消费占比60，投资占比35，净出口占比5；另一个经济是消费占比80，投资占比20，净出口占比是0，这两个经济被假定是可以互换的。假如投资掉了15，净出口的5没有了，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把国内消费由60增加到80，这个经济马上就恢复了。这是大错特错。第一个经济和第二个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们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大家多吃多穿，我们的钢材生产能力的过剩问题能解决吗？水泥生产过剩问题能够解决吗？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都是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投资不够了就增加消费，消费不够了就想办法出口。我们中国出口给外国人的东西，未必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中国是生产假发最多的国家，有多少人能够消耗这些假发呢？

还有就是假定货币只影响总量，而不影响结构，比如对相对价格和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的影响。实际上，货币不是中性的，谁先拿到货币谁就占便宜，谁后拿到货币谁就吃亏。假如现在货币总量增加一倍，都放在我手里，意味着我从你们每个人手里面剥夺一半的财富，而不是简单所有的价格增加一倍，因为我的需求结构和你们不一样，价格结构和原来就不一样了。货币对经济的影响都是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发生的。由于忘了这一点，宏观经济的政策有一个目标：CPI保持稳定。这就大错特错了。80年前的1929年发生的大危机和这次危机之前，CPI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就是价格稳定并不代表宏观经济是正常有效的。

我们分析宏观经济，一定要理解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部门组成的，每一个部门的波动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实际的例子，2007年10月以来到2009年2月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基本的特点是，经济在高涨的时候，重工业增长的速度远超过轻工业，而经济走低的时候，轻工业增加的速度也超过重工业，我们怎么可以说由于消费不足导致了衰退呢？显然不是的。再如1999年到2009年几种价格指数的变化，包括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经济在高涨的时候，越到上游，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越快，消费品不怎么涨，而经济到下滑的时候，就倒过来了。可见，生产资料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价格变化更大。这关乎到宏观经济当中的重要问题，也许CPI很稳定，物价很稳定，但是上游原材料价格暴涨的时候，预示着经济要出问题了。如果我们仅仅看CPI，我们觉得这个经济很正常，这是格林斯潘几年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我的宏观经济没有问题，因为我的价格很稳定。但是资产价格、原材料价格暴涨他就不考虑。但我们要明白，不能把货币理解成为中性的，只关注总量，不关心结构。

物价指数的下降现在被认为是很可怕的事情，物价下降就当做萧条。从历史上看，通缩和经济萧条没有必然的联系。从1873年到1896年，西方许多国家的价格水平年平均下降2%左右，但没有带来萧条，相反，生产水平年平均增长了2%—3%。美国1870年到1879年这十年间，价格水平平均每年下降1.8%，但这10年是美国历史上增长的黄金时期。现在我们习惯了通货膨胀，而不习惯于通缩收缩，看到物价水平下降，我们就着急，就要注入货币，帮助它提起来。经济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物价略有下降。物价略有下降，是所有人分享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政府不让它下降，就要增加货币，谁拿到增加的货币，谁就占有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其他人很难分享到这个好处。货币对经济的破坏在于对结构的破坏，政府稳定物价的时候，实际上注入了太多的货币，这个时候扭曲已经开始，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现在宏观经济学还有一个错误，把储蓄理解为“罪恶”，而不是一种美德。如果说储蓄是一种“罪恶”的话，美国人的消费那么高，为什么美国会出现问题呢？我们所有的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投资，投资只能来自于储蓄。从历史来看，早期经济学家把储蓄看作是美德，但自凯恩斯之后，储蓄变成了“罪恶”。很多人说为什么经济下调了，因为储蓄率太高了。大家都说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了，但是高到哪去了？中国的家庭储蓄1996年的时候占到GDP的20%，到2006年的时候占到16%（印度是22%），同期，企业的储蓄由13%到20%。企业的储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储蓄，有多少是好的，多少是不好的，这才是应该分析的重点。企业的储蓄就是投资，这些投资是不是有效率，如果不是，就会产生过剩的生产能力，恰恰是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下调的原因。

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到危机之前都不储蓄甚至是负储蓄。美国政府现在要鼓励美国家庭储蓄呢，还是应该鼓励他消费呢？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讲的理论基础就是有问题的。按照宏观经济学的说法，有一个乘数效应，如果收入的1块钱里面，8毛钱消费，2毛钱储蓄了，国家投资1块钱，GDP就增加了5块钱。如果你的收入里面9毛9都消费了，就是投资1块钱，GDP就增加了100块钱。这是非常荒唐的。

宏观经济学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我们看看GDP的公式，所谓三驾马车：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增加消费就能增加GDP。实际上，恒等式不是因果关系，我的收入等于买车花了多少钱、买房花了多少钱，等等，但不是说我多买了一辆车，我的收入就多增加了十几万。GDP本来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生活得更好，大家的消费可以持续地增长。现在倒过来了，为了维持GDP的增长，号召大家增加消费，目的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看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我今天花1块钱投资，以后明天、后天可以消费2块、3块钱，这是我们投资的目的。现在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怎么解释？投资是为了今年GDP的增长。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如果投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每一块钱的投资必须带来足够多的收益才值得做，但是如果投资是为了今年的GDP的话，我们不需要关心投资在哪，只要钱花出去就行了。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多么的混乱，因为目的和手段颠倒了。为了GDP而消费，不是为了消费而创造GDP；为了今年的GDP而投资，而不是为了未来的消费、未来的财富而投资，这样怎么能够保证投资是有效率的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各国政府、各地方政府的思路，我今天投资1块钱，一年后报废了，投资之后有没有效率，我不关心，因为我关心的是今年的GDP。如果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有效的投资，就根本不可能保证投资的有效率。

政府如何应对危机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由于货币太多引起的，不是太少引起的。太多的信贷、太多的投资、太多的消费，出现问题后，我们继续为经济增加货币，就回到刚才讲的，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消费不行了就增加投资。其实，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要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要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把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好。

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或者说没有结构问题就无所谓总量问题。除了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我还要加一条，所有制结构，我们那么多浪费性的过剩生产是哪来的？很多是我们的政府做的。国有垄断企业赚钱没有人分红，又不能发太多奖金，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资，乱投资。

市场是调节结构问题最好的办法。应该使我们的价格制度、工资制度、就业制度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像现在这么僵硬。如果在去年我们不通过劳动合同法——这里有一些条款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很大的，我们这次调整就要轻松得多。现在包括老板和员工之间，原来还有人性化的管理，现在我们都用坚固的防范，都把对方当成小人来看待，影响很不好。劳动的制度变得僵化了，我们的调整就会变慢。企业玩不下去了，该裁员就要裁员。只有市场不断调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失业的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

我也非常同意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们的国有部门仍然垄断了很多行业，我们很多的投资仍需要政府进行批准。小摊小贩是一个问题，除了小商小贩，大商大贩也放不开。只有自由竞争的权利，经济才能真正的恢复。

减税我也同意。政府要考虑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困难时期，政府要宽宏大量一点，要看得更远一点、更宽一点。日子难过大家要分担，大家都有困难，每人分担一部分。世界也好、中国也好，不能靠消费来解决问题。假如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工资不发钱了，发消费券，三个月就过期，那就都消费了，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不能解决。还有一些振兴计划，有些是可以振兴的，有些是不能振兴的，它已经过剩了，已经产能超过20%、30%，三年之后超过了50%、100%，那问题就更大了。

企业如何应对危机

第一点，企业家一定要回归到企业家的本性，企业家的本性就是发现市场。我们看到生产过剩了，一定有没有被满足的市场，你要很好地观察，很好的研究它，找到它。

企业家在困难的时间应该各地都走一走。很多人变成企业家是怎么变成的？就是由旅游变成的，他发现这个地方人没吃的、没穿的，竟然有这么多资源，就发现了市场。有一些企业原来是出口型的，面临了困难，你没有订单了，别呆在家里，你要出去看看，是中间商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回归企业家的本性，寻找市场。

第二个要利用好价格机制。该降价就降价，不要老耗着、拖着。应该说万科的王石是好榜样，2008年他降房价的时候很多人都骂他。现在证明人家是对的，人家降价不是说思想有问题，提前降价现金流就回来了。每一个企业家都要考虑降价，尤其是困难的时候，你现在定多少价应该看未来，看边际成本。

第三点就是制度创新。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擅长制度创新的，这是我们这30年不断走过来的原因。政府可能出台一些政策，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越是不对的政策，越需要制度创新来纠正。我想提到一个例子，1989年中国经济危机的时候，经济增长掉到3.8%，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怎么应对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让工人不领工资，然后把他的工资变成股份，就解决了问题，这些企业就活过来了。这就是制度创新，我们的企业家要在这方面多动脑子。

还有技术创新。如果你能够降低成本，你就可以有市场，原来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花钱如流水，现在精打细算了，你在降低成本方面创新能够做什么？我去西安调查，一个生产汽车齿轮的企业，做得非常好，因为他用低成本的办法，他的市场很快就恢复。

还有就是自主品牌建设。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面临的困难就没有那么大，不像纯粹做OEM的，中国企业过去一直强调“贴牌”，危机的时候，那些和你订货的人不订货了，你可以创一个自己的牌子，用你自己的牌子就可以卖了。

还有就是产业重组。中国的行业集中度太低，这次危机恰恰是提高企业集中度最好的机会，行业的兼并一定要出现。大家不要想着企业死了资产就没有了。一个企业死了，他的优质资产被人拿走了，而不是说这个资产就一把火烧了。这是所有权变革的过程，结果是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还有，我们的企业家一定要在危机中学习。尤其是最近成长的企业家，没有过过艰难的日子，不像先辈的企业家，一开始过的日子非常的难。通过学习，以后头脑不要那么发热了，看经济总是看那么几条曲线，有些部门高价格的时候，后面的问题就出来了，无论是地产还是股票市场，只要价格太高，后面一定出问题。

我们也不要太悲观。预计再过30年，中国的企业里面一定有一些会和世界的大企业“称兄道弟”。条件很简单，研究一下美国企业的历史，就是市场经济。人类的历史就非常的清楚，没有哪一个政府靠自己能把经济搞好的，只有靠企业家的作用，靠市场自发调节。我相信中国在危机的时候会多做一些改革，而不是仅仅花钱搞刺激。如果我们的企业家更多承担企业家的责任，去发现市场，我们经济复苏的速度就会快一点。

本文由作者在2009年5月光华深圳分院十周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收入作者《市场与政府》一书，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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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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