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案背后的受害者：两个被杀孩子的母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的只有80多斤，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她左腿紧紧地顶住床边，弓着腰像一把撑开的弓。这把细弱的弓撑到极致，即将要断掉的时候，丈夫翻过了身。
舒爱兰的丈夫张国武已瘫痪在床，她正用尽全身的力气为丈夫翻身。
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27年前的“张玉环杀童案”，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含冤入狱，妻离子散；张国武、舒爱兰夫妻生活潦倒困难；张建飞、刘荷花夫妇也历经磨难。三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都被27年前的惨案改写。如今，张玉环被无罪释放，等来了久违的公道，但对于受害者两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活着，要找凶手
11月初，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气温很快降到20度以下。惨白的太阳从灰突突的云层里露出光来，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挨着县道075，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在进贤县的乡下，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内部的装修，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
靠着县道075两栋三层的小楼，是刘荷花（左）和舒爱兰（右）新盖的家。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外面看着齐整，但是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狰狞的钢筋。屋子里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舒爱兰家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钢筋。
舒爱兰家，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擦洗完，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拉过一把塑料凳子在记者面前坐下。
她没有说话，记者也没有说话。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压抑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终，舒爱兰率先打破了沉默： “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爱兰说的“小孩”，是她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
如今丈夫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好像没有尽头。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就是追凶的念头。“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今年才48岁，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条床褥子，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经爆皮，但擦得很干净。
舒爱兰给记者看她的手，伤痕遍布、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丈夫瘫痪后，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还没有娶妻，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
舒爱兰常年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手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
“没啥说的了，我们家没指望了。”过了一会，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凶手”，“孩子是谁杀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两个孩子被杀，一个四岁，一个六岁
时隔27年，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整个村子都陷在农忙之中。当时张国武、张建飞、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自己的儿子振荣6岁，张健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
“上午10来点钟，我割完稻草回来，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门口玩。但我做好中饭找孩子回家时，发现小孩不见了。”说到这，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了起来，“我就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村里的人都帮着一直到处找、到处找，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时隔多年，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第二天的时候，村子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这个水库距离村里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脚程，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经过确认，是自己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振伟。
噩耗传来后，舒爱兰就昏倒了。醒来后，家里人怕她想不开，不让她去现场。“亲戚们在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舒爱兰说，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开始自己不信，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舒爱兰才相信，在心里恨毒了张玉环。
“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被打的。”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记者，“这么多年了，现在说他不是凶手。那是谁杀了我小孩？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不定时地发出“吁”的大声呻吟。舒爱兰说，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又去了省检察院。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送到医院后，人救回来了，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顶梁柱的倒下，也让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渊。“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就是心里难受才喊。他心里憋得慌。”
从某种意义上，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么都不知道了反而轻松了。”
夫妻
同样是失去了爱子，孩子没了以后，两家人陆续都搬离了村庄。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妇的新房子就在舒爱兰一家旁边。
被害4岁男童的父母刘荷花（左）和张建飞（右）回忆起当年孩子遇害，忍不住落泪。
孩子没了，“凶手”抓到了，张建飞夫妻以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开始。但刘荷花的身体一直不好，即便是后来俩人有了第二个孩子，刘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噩耗一个接一个，接连的打击彻底地压坏了刘荷花。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从那时起，俩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爱是难以启于唇齿的字眼。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更能体会同心一体。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他带着刘荷花；他到县城做零工，租房子带着刘荷花；他去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带着刘荷花；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还带着刘荷花。
被害4岁男童的父母刘荷花（左）和张建飞（右）。
即便是后来俩人又有了两个儿子，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张健飞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他早上6点就出门，出门之前会给妻子做好饭，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他的听力不好，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需要记者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但是他舍不得买。
家里妻子的药单，有厚厚一摞。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对她好，她就没人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张建飞的话不多。在刘荷花哭的时候，他会反复地说一句，“你得想开点。”
怎么想开呢？一直认为是“凶手”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觉得自己心被巨石压住了。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
妻子可以崩溃，可以大吼，但张建飞不可以。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谁，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检察院找，但是都没有回应。他心疼妻子，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 “我大儿子很聪明的，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家里太穷了，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张建飞说，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小儿子说，读书没有用，因为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也没有钱去上，还不如早点去打工。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自学了会计。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没了，活着的人却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刘荷花捂着胸口慢慢从卧室走出来。她走得极慢，大概5米的距离，她走了将近一分钟。
张建飞解释，曾经认定的“凶手”张玉环无罪释放后，刘荷花又进了医院，前几天刚从医院出来。自从孩子4岁时被害之后，刘荷花的身体就垮了。她常常觉得胸闷气短，最开始带着她看西医，检查不出具体的病情，就带着她看中医，中医诊断是“气郁”，建议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看了很多，但身体还是好不了。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更添了各种病，现在需要长期吃药。
刘荷花常年住院，张建飞正翻看刘荷花的病例。
孩子没有出事前，她曾经是很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在家里种了四亩地，还养牛，养猪，带孩子。张建飞记得那时候的刘荷花，能干、爽朗。当年自己家母亲一直生病，家里穷得很，但刘荷花没有嫌弃他家。俩人是相亲认识的，几乎一见面他就喜欢，虽然当年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是两口子一辈子基本没吵过架。
“我们俩都是很本分的人，很处的来。”张健飞说，结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一切本来都很美好。如果没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的家会过得很好的。
“我的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我好不了。我一想起我的小孩，我就难受，我早就不想活了。”失去的孩子是永远过不去的坎。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时的惨状，刘荷花都觉得有刀子在心头剐。
孩子死的时候穿了一件带拉锁的半高领衣服，被捞上来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衣服很少有整齐的时候。在此后的27年间，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动在刘荷花的心头。
两个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实际上，这俩孩子在世间已经没有了一点影子。
家人和亲戚怕看着难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的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渐渐找不到。当时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时，两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刘荷花和舒爱兰曾经去火葬场找过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没有，不知道哪个是”。
当时是谁送来的骨灰、骨灰去了哪里，两个女人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哭泣。无法苛责她们，刘荷花当时23岁，舒爱兰当时21岁。对于这两个识字不多，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进贤乡下的年轻女人来说，一切外界的变化，她们的对应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伤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她们每年都会想着孩子的生日，计算着孩子多大了。按照她们的估计，如果孩子当年活着，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杀了，连个坟都没有，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凶手还没抓到，我们就想要个公道。”舒爱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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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7年的牢狱生活，“换来了” 4960521.5的国家赔偿。
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纪录。在此之前，张玉环因被认定是1993年一起杀童案凶手，服刑9778天，他也是迄今为止的无罪案件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当事人。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释放后，张玉环曾向江西高院递交220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最终的赔偿款和当初申请的赔偿款金额有了巨大的出入，但张玉环说他不想追究，也折腾不起了，“想过平民百姓的日子。”
出狱后的90天，张玉环在努力地适应外面的生活。他急切地渴望让一切都恢复平静，把失去的27年，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回来。
清白
实际上，张玉环的归来，意义不仅是洗脱了一家人“杀人犯”的冤屈和罪名， 496万的国家赔偿款，也足以改变他们家的生活。
尽管钱还有大约一个半月才能到手，但张玉环心里早已将这笔钱做好了规划。
“这些年打官司的钱得还，律师费现在都欠着。”他说，入狱的27年，家里帮他申诉，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还完这笔钱，就是最重要的部分——给儿子买房。两个现在虽然都成家了，也都有了孩子，但一直没有房子。作为父亲，给儿子买房，已经提上了家里的日程。
“已经去看过房子了，还没定下来，哪有那么快哟。”张玉环计划给两个儿子一人100万的购房款。进贤县城中心的房价在6000左右，100万可以买到十分不错的房子。
他还要留出一些钱当养老钱，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母要赡养。对于现在，张玉环在急切的融入；对于过去，他也能从容地放手。在张玉环释放回乡的日子里，前妻宋小女对于他的关怀曾经感动全网。如今日子恢复平静，宋小女回到了现任丈夫的身边，两个人在三个月里只联系过一次。“就是互相关心了一下，说祝你以后好好地之类的话。”曾经的夫妻，如今更像是老友或者亲人。对此，张玉环已经能够非常坦然。再见已经物是人非，也许不打扰，是对前妻最好的帮助。
他的未来规划中，也已经没有了前妻。但以后日子还长，他计划着找个媳妇。“最好是比我年轻个5、6岁，不带孩子没有什么负担的，想要过正常的日子。”张玉环说，如果找个再年轻点的，对方如果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可能会带来潜在的烦恼和负担，“最多不能比我小十来岁。小太多了我们也不般配了。”
至于找媳妇这件事，张玉环的小儿子张保钢说，自己支持父亲找老伴儿，甚至自己还会积极地给父亲寻找合适的人。
掰着手指头算一算，495万，也不算很宽裕，“赔偿款下来，也得紧着花。”
不过，这用27年青春岁月换回的赔偿款中，张玉环还留出了5万元，作为捉拿当初杀害两个孩子真凶的“奖金”。
“当年杀害两个孩子的真凶还没有抓到。一天不抓到，我就一天不能真正的清白。”张玉环要名声。在他看来，无罪的判决也不能证明他的清白，真凶还没出现，该追责的人员也没追责。他希望公安机关能对当年两个小孩的死因重新立案复查，捉拿真正的凶手，给死者家属交代，也是还给自己一个真正的清白。“
我是疑罪从无释放的，网上有网友评论说我还是嫌疑犯。我听了很难受，我也是受害者。”张玉环说，当年一个冤案，造成了三家都是受害人。孩子被杀得两家可怜，但是自己蒙冤入狱了27年，也是受害者。“现在虽然赔偿了，但是27年来所受的伤害和痛苦是不是钱能弥补的。”
尤其让张玉环介怀的是，他觉得村里人虽然当面不说，但是肯定还会有人心里觉得他是凶手。“只有抓到真凶，我身上的冤才能彻底洗清楚。”虽然已经决意住在城里，张玉环还是心心念念着想回老家村里盖一套房子。对于他来说，在老家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才能有根。“
现在我不回老家住，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得经常去医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真凶没找到，还有人觉得我是凶手。”在张玉环看来，即便是自己已经走出监狱，有了法律上的清白和自由，但真凶一天抓不到，自己就依然困在流言的牢笼。
网友每一条对他的猜疑，都像是一柄尖刀插在他的心上，血淋淋的都是含冤的回忆。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够呛会找到凶手了，我觉得好难。”张玉环说，这5万元，是想要奖励给公安机关参与侦查破案的干警，“要是能抓到（凶手），才能真的给我一个清清白白的交代。”
即便是希望渺茫，张玉环依然渴望着他心里的“清白”。
张玉环案背后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