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才是问题的原因

（图／新华社）

马克思和凯因斯都认为经济自身无法实现稳定持续的再生产回圈，他们共同对策是用政府干预，取代市场无序竞争。雷根却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造成问题的原因。雷根的回答既令人困惑，却又无比的深刻。

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回圈必须是将所有的产出都卖掉，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剥削，使得劳动阶级日益贫困化，他们的所得不足以支撑需求，资产阶级则消费不掉他们的所得，两者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失业增加，危机爆发。对策是消灭剥削阶级，由政府分配社会产出。凯因斯则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增量消费与增量投资势必递减，储蓄上升，商品卖不掉，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以政府应将百姓不花的钱借来花掉，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马克思和凯因斯的方案貌似截然不同，一个是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另一个是政府借款，代民众支出。因为没有暴力革命，凯因斯方案要更加温和，更具有可操作性，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则是用政府决策代替民众选择，行政手段代替市场竞争，而这正是雷根及哈耶克等人所坚决反对的。

政府是问题的原因，是政府的运行机制一定背离他们的初衷。首先政府收集和处置资讯的能力滞后，当民众将资讯通过各级官员传递给决策部门，决策部门再下达指令，市场情况已截然不同了，滞后的指令必然是对市场的扰乱。

决策不是谬之千里，就是错得不着边际。自由主义学派甚至认为，价格只存在于成交的瞬间，根本无法预测。且行政手段是强制，市场运行靠自愿，两者不相容，行政手段天生破坏你情我愿，所以最多缓解眼下矛盾，却必然种下长远的更深刻的危机。可见，让政府去做它无法胜任的事，最好的结果就是怀着高尚的动机和纯粹的感情，扰乱和破坏市场的运行。

更不用说，只要权力高度集中，宵小之辈必应运而生，他们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迎上司之所喜好，讲上司之愿听，做上司之想看，结果一定将最为英明睿智的上司忽悠得毫无方向。更可怕的是官员还会结帮成派，即便上司发现问题，也非常可能投鼠忌器，听任尾大不掉。于是政府的极大精力用来维系官场内部的平衡，而不是促进外部市场运行，甚至为了官场平衡而牺牲市场运行。如为坚持打倒别人或不被打倒，不惜信口雌黄，让成千万上亿生灵涂炭。因为一错必离谱，回头要清算，所以只能咬紧牙关，不死不休，损失愈来愈惨重。

分权政府受4年一度选票的制约，他们不敢蛮横、荒诞至极端，但是，政客们玩手腕、搞阴谋、钻法网、操纵民意、误导决策，也会让经济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好在分权制衡避免剑拔弩张，血流漂杵，但对经济的伤害仍然不容低估。

经济的发展靠企业家，靠创新，而这些不仅非常个性化，甚至离经叛道，而政府则要统一管理，抹杀个性，剔除异端，挤压创新空间。且政府决策成本和收益都由全社会共同分担和享有，企业家则都由自己承担和享有，企业决策比政府更高明、更审慎、更有效率，所以用政府来解决问题，不管是暴力的还是温和的，都是在不断制造问题，即便缓解之策，也会造成更大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避免问题。

这就是雷根及哈耶克认为政府是问题的原因之所在，所以政府应从经济活动中退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的职责只能是对内维持公平正义，对外防范异族入侵。民众仍应对政府保持高度警惕，以防它权力膨胀、蔓延与越界，造成对经济的损害。（作者为大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