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领域如何看待二战

正义之战：中日战争激发中国新民族主义（天下文化）

白俄罗斯作家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在她的著作《战争没有女人的脸》（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一书中，记下了一群苏联妇女亲身分享她们在二战期间经历的故事。

这些年轻妇女被迫上前线的悲惨故事，与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的那一套光荣之战叙事大相迳庭，在过去的叙事里，人们团结一致对抗纳粹侵略者，这个新的叙事却不是如此。她采访的妇女都怨叹道，在投身战场三十年或更久之后，她们的故事却从大多数官方战争的描述中被抹去，被归在一个修饰过、充满阳刚之气的抵抗纳粹主义的故事之下。虽然这些妇女的故事是在政治环境下建构出来的，也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成了遥远记忆，但依然说出了苏联战时历史官方版本之外，另一套引人注目的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后，以及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也同样以这种矛盾的态度去建构中国人的身分认同，在官方体系支持的各个地方，以及界线更模糊的公共场所中，讲述过去被禁止的新故事。中国的政府和广大人民，在这种重新述说的过程中彼此影响，但双方通常都不会承认。

一九八九年以前，政府就开始重新讲述抗战年代的故事，修建了一些大型博物馆来纪念抗战时期的重要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冲突之后，政治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结束了，人们不再能够讨论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议题，这并没有让人民更相信国家告诉他们的国族身分，人们还是不懂何谓中国人。在那之后，人们不再寻求新的政治理想，而是转去理解中国人的意义。随着经济不断成长，生活愈来愈舒适，社会却开始变得愈来愈不安，人们发现，除了追求个人小确幸，没有任何更大的意义。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广大人民，都不再把毛泽东时代跟积极奋发画上等号。整个国家正在推动一波新爱国主义运动，对战争的社会记忆正好有助于建立自我认同。

到了一九九○年代，中国在二战中经验的记忆成了新的政治意识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段期间，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遭遇巨大的政治变革。一九八○年代末，冷战出乎意料地戛然而止，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危机与杀戮，也让中共政权一度陷入生死交关。

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才短短几年，中国经济就再次快速起飞，至二○○八年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段引人注目又动荡的时期，中国一直不断有人在谈论二战。当冷战结构瓦解，全球局势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国许多机构和人民还在建构更多抗战时期的历史叙事，而且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今日仍未停止。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了学术界的转向--而且通常这类转向很具争议性--大幅改变了一九八九年前后，学术圈理解抗战历史的方式。我们这一章把重点放在抗战的集体记忆，以及它在中国政府和公共领域中的意义，并且探讨它如何受到学术论述影响，但又如何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到千禧年之交，发展出一些新方向（某些我提到的事甚至近几年还一直存在）。当然这不表示那段期间出现一套抗战叙事的共识，即使是「极权主义」的政权，也无法靠国家力量管控话语的复杂性。然而，中国确实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

一九九○年代是中国抗战叙事形成，至关重要的十年。这段时期，这个新兴国家盛行爱国主义，同时，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知识份子和公众，对自己的身分认同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时期是社群媒体和网际网络出现之前的时代，在那些年里，社会记忆是透过法国史学家胡梭所谓的各种「载体」所创造出来的。

例如博物馆一直是国家最常用来控制公众对战争的记忆以及反映官方史观变化的工具之一。一九九○年代的爱国主义运动，完全体现在像是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这类地方，运动乘载的讯息也反映在知识份子回顾抗战记忆的方式上。受大众欢迎的作家吸收了充满爱国主义思维且由国家定义的抗战意义，然后以之反思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或是当代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本质。

新的社会记忆从来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政治人物、文化人士以及受中共控制的媒体所共同创造，主要目的是打造出一套跟中国内部身分认同相关的道德论述，并且与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绑在一起。这使得抗战历史在公领域（博物馆、流行书籍、电影、电玩游戏）的描述，与第二章提到的学术著作的论述走向完全不同。例如作家方骏的著作，以及张艺谋所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这类作品，表面上是在讲中国面对日本的野蛮行径时所展现的美德，但这些论述也大都反映了「中国人」的本质。例如樊建川的著作及他创建的博物馆，或是媒体人崔永元主持的电视节目，真正的重点都是批判某些中国人所谓的道德弱点，像是屈从于当代消费主义的诱惑，或是历史定位模糊的战时通敌，而日本人只是被拿来借题发挥的素材。公领域大多数关于抗战的讨论，其实根本和日本无关，也不是在谈一九三七年或一九四五年的身分认同，而是跟中国本身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今日的身分认同有关。

中国现在很常在公领域谈论二战记忆，也承认这段记忆对当今中国很有意义。当代的中国政治当然不只是由这类战争记忆与遗绪所塑造出来的。自一九八○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民族主义的元素，例如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挪用，以及习近平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时大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无论如何，抗战的故事依然是一个重要元素。中国与二战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多层面的文化及政治环境中自成一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帮助中国形成更多的民族主义叙事，也跟其他主要交战国的二战记忆与遗绪形成鲜明对比。（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