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中央提出“两个循环”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随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此定调为中国经济打“持久战”的应对之策，各方对“两个循环”的讨论不断升温，但同时也出现一些理解上的误区。如“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对外开放转向“房地产刺激经济或再现”等。
中央提出“两个循环”，是这个意思吗？
内循环绝非停止开放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国内大循环被置于“两个循环”的主体地位。有声音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闭门造车，“停止开放向内转”。
“这并非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对此并不认同。相反，他指出此举正是着眼于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
管涛分析，2013至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之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升至80.6%，国内市场具有较大增长潜力。为此，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在“稳出口”的同时“扩进口”，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高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内外循环不是两个闭环，它们是相互联通的。”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也向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扩大开放正是联通“双循环”，甚至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主要抓手。尽管当前环境下经济外循环面临一定挑战，但中国仍将努力促其畅通，一方面继续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进口来带活国际上一些市场主体的信心，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事实上，中国已多次强调，并用行动展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在逻辑上的不可割裂。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就释放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明确信号。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称，“两个循环”事实上对中国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巨大潜力，进一步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保持产业链完整性，推动全球化进程。
内需支撑经济有底气
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国内大循环指向扩大内需。但也有质疑称，疫情冲击下内循环为主无法对中国经济形成有效支撑。
对此，沈建光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经济全球化自2008年以来脚步就在放缓，近年来甚至停滞、倒退，贫富差距拉大导致西方政治经济政策民粹化越发明显，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则加剧了上述进程，中国面对的外部形势越发严峻。另一方面，尽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但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
如其所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以及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及财富基础，总体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条件。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需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主引擎。据统计，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去年，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成为拉升经济的重要内生力量。
“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管涛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好中国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更好发挥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稳住企业和就业基本盘，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
同时，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争取对外交往的主动。
不会重回短期刺激老路
面对艰巨的经济复苏任务，市场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如今新产业新动能尚不足挑起经济复苏大梁，房地产刺激内需的老办法可能不得不用。
但从近期官方释放的信号来看，未必如此。
对于下半年楼市，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亦指出，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注意到，近期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横向方面注重结构影响，精准滴灌，引导社会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关键是保民生、保就业；二是纵向方面强调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避免短期需求刺激以加剧中长期失衡为代价。
“这两个维度都要求坚持房住不炒，扩大内需不能靠拉动房地产需求，因为房价和信用相互促进，短期看似乎扩大了内需，但高杠杆风险不可持续。”彭文生说。
不靠短期强刺激，打通国内大循环靠什么？专家给出的答案是：改革。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内循环”为主体，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尤其要增强高端供给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疫情提供了一个倒逼中国经济改革的机会窗口，要更加注重依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潜能。比如加快落后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出清，把沉淀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更有效率领域；营造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的市场环境，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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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奇帆看来，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相比，单个国家、个人发出的“脱钩论”注定将只是一个插曲。中国应将目光放长远，筹划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良性格局。
美国政府不顾经济规律强行“甩锅”
研究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首先要研究的是美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格局。目前美国社会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滞胀，第二是民粹主义，第三就是政客“甩锅”，将矛头指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各方面脱钩的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内容越来越丰富。
具体来看，目前，美国在贸易合作各个方面欲与中国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确。在投资方面，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被要求撤资，中国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收购也受到各种阻拦。两国之间的各种商业性谈判也已搁置。资本市场方面，美国正在从200多个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中“挑刺”，而新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也变得阻力重重。金融业务方面，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或保险保障服务。此外，已有“切断中国或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渠道”的声音从美国舆论场中传了出来。
“美国的金融企业、工商企业，会不会遵循这些政客的指挥？可以说80%到90%是不会的。美国几千家外资企业在20多年间一直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达7000亿美元，利润达500亿美元，销售利润率在7%左右，效益各方面都很好。”黄奇帆介绍, “能够指挥企业家的，不是特朗普，是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益导向。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经济规律都在长远地起着作用。”
黄奇帆强调，对付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脱钩论”，应该始终坚持4个原则：第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第三，守住底线，灵活应对。第四，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做好自己的事。
黄奇帆认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有几个大趋势不会改变，更不会因为短期内的政策行为或个人意志而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下面5个方面：
第一，是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是经济规律造成的，是人类几百年资源优化配置的产物，各国家市场之间的交换活动孕育了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可能在一段时间被逆转，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总趋势不会变。“我认为，今后的10年至20年中，全球化的格局会出现变化。疫情也许会催生二、三十年后形成的权利切换，会出现多极化的全球化；美元可能不再独霸全球，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货币各占一席之地，催生多元化的全球化，这会是一个趋势。”黄奇帆说。
第二，世界经济东移的趋势不会变。过去四五十年间，世界经济出现了东移亚洲的趋势。1980年，亚洲各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如今已达到全球的37%左右；如果每10年增加4至5个点，再过30年就会达到50%，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中，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亚洲经济总量占全球37%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了全球的17%。黄奇帆认为，再过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继续增长。
第三，新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革命不断让人类从困境中跳出来，走上新的平台、新的道路。”黄奇帆称，“现在已经到了智慧化工业革命的时代。最近几年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今后几十年，智慧化工业革命将真正能够把衰退中的全球经济从困境中带出来。”
第四，中国更深、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趋势不会变。今年3月份中央出台了五大要素市场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更深层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措施。今年5月份，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新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所以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第五，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增长潜力必须在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格局推动下，才能引领中国走向强国之路。
推动开放格局下的内循环建设
“任何一个强国一定是内循环的经济占GDP的80%以上，外循环的经济占20%以内，美国如此，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亦如此。”黄奇帆介绍，“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一个外循环模式，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形成了一个适合当时的发展战略。随后，整个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到2006年一度达到65%，随后逐渐减少至现在的32%。”
黄奇帆明确， 实际上倡导内循环不是短期针对疫情或者国际脱钩背景而提出的。想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今后几十年必须奉行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现在的内循环绝不是封闭条件下的内循环，也绝不是计划经济的内循环，而是在开放格局下的内循环，是开放和内循环内外循环互相支持的一个概念。”黄奇帆进一步释义。如今要做的，就是打破各级领导干部及企业家几十年间形成的外循环工作惯性，重新审视创新、投资、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意义。
黄奇帆认为，首先要看创新。做技术创新、商务模式创新，这种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是生生不息的动力。所以内循环为主体，要更加鼓励各类企业、各类研究单位进行创新。
其次，要看企业法人的投资动能。“如果一个地方净资产原来有1万亿元，今年的利润有3000亿元，这些利润如果滚存到了投资当中，成为新一年的净资产，说明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相反，如果这个企业家3000亿元利润转移走了，没有滚入净资本，且1万亿元净资本还减少1000亿元，说明这个地方投资环境有问题，或者发展预期不到位，大家开始转移支持了。”黄奇帆举例说明。衡量内循环是否成功，一定要看一个社会总的净资产，而不是看总资产。
最后，看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怎么样才能让我们4亿中等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怎么让我们农村的6亿低收入群体数量减半，从而增加内循环的需求和消费？总之，内循环的发展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坐标，那么把这些工作都做好，就会逐渐变成巨大的发展动力。”黄奇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