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教授:拜登对华政策的可预期性将会有所提升

（原标题：专访郑永年教授：拜登对华政策的可预期性将会有所提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11月7日，拜登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后，多家美国媒体已经宣布拜登胜选，拜登此后也将推特认证修改为“当选总统”。

就拜登宣布大选获胜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和中美关系走向等问题，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

在美国面临治理危机的情况下，郑永年教授指出，目前特朗普尚未承认败选，美国大选面临司法战和局部示威，美国社会分裂的深层结构性问题非总统能解决，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精英阶层、社会争议和司法三条线的发展与变数。

在郑永年看来，拜登如果入主白宫，仍会维持对华强硬政策，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因为走精英路线，拜登如果顺利上台，他将会比特朗普更容易预测。

时代的产物与美国的结构性问题

南方财经：拜登当选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治理是否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郑永年：拜登当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正面的，主要是欧洲，国际组织和欧洲的反应都非常正面（positive），一个是国际秩序的问题，一个是美国跟他们关系的问题。特朗普多次“退群”实际上对国际组织体系破坏得非常厉害，包括退出WTO，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加上对同盟的许诺，从西方角度来说，西方的执政精英此前已经觉得受够了。拜登当选以后，国际体系回归正常，就像奥巴马时代，当然会有一些变化，基本上大家都期望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能进行国际合作的美国政府。拜登如果上台的话，不会批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美国也不会退出一些国际组织，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说，或者是美国跟他们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说，国际社会对此的正面反应都是正常的。

特朗普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拜登上来也是修补以前的关系，但大的趋势不是一个美国总统就能改变的。

南方财经：如何看待美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与背后的问题？

郑永年：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都改变不了美国社会分裂的基本面貌。即使拜登执政，也是美国优先，它要调整美国的内部问题。特朗普当时弄外交，因为内政什么都做不了，拜登应该也会如此，从这个方面来说，要特别关注中美关系。

可能几代美国人都解决不了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当年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结构的危机，经济结构影响美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又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美国的中产阶级从1980年代70%左右下降到现在50%都不到，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贫富差异，经济结构在变化，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美国的结构性问题不是说哪一个人上任就能立马解决的。

美国政策的可预期性或会增强

南方财经：回到中美关系，如果拜登入主白宫，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中美关系，如果拜登上任，有望从此前的状态转向相对理性的、可预期的强硬政策。强硬政策还会持续，基本上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美国的鹰派力量长期处于动员状态，现在也是被动员起来了，拜登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大局。对华政策差不多，无论参议院也好，众议院也好，两党在其他问题都没有共识，唯一在中国问题上有共识，所以我觉得强硬的方向会继续。

同时，另一些方面，拜登政府也是会比较理性的，虽然贸易战或会持续，强硬政策不会变，但是有些地方，比如留学生、科技交流、民用的科技交流，以及有利于美国商业发展的，拜登当了总统以后，美国或会重启交流。拜登的外交可能基本上是延续奥巴马时代。所以中美关系当然会有所变化，其实不怕强硬，主要是担忧没有预期性。特朗普经常制造一些黑天鹅，就是不可预测的。拜登精英路线的预期性会比特朗普要强。

南方财经：如果拜登入主白宫，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是否还将继续执行？

郑永年：拜登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它，他可能会做plus（加法），而不是把它废除，废除我觉得不太可能。特朗普的贸易协定是有利于美国农业州，拜登的民主党代表的是东部沿海、西部沿海商人阶层利益，那么这一块其实他非常弱势，如果他把它取消掉的话，拜登在这个方面的社会支持力量会更加弱，因此他不会废除这个东西的。具体执行得如何可以观察，但是不至于把它废除。拜登可能会提出更多和中国谈判的新的东西，只能做plus，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什么，他会做加法，不是做减法。

南方财经：如果要重启贸易谈判，应该如何推进？

郑永年：中国也是根据两个国家的利益，贸易的话需要Win-Win（双赢）。中国实际上现在谈判的话，我觉得处于有利地位，只是有些高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上会比较艰难。中国现在比以前更加开放，美国资本也不想放弃中国大市场，去年有6000亿美元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还是会加大加深自己的开放，美国的开放就是对等性，投资贸易这一块还可以。比较难谈的是，现在互联网科技公司，美国都采取了限制手段。这方面如果要谈的话，可能挑战会比较大一些，我觉得现在也不可能会有大的突破了。

中国应该加大研究和做好自己的发展

南方财经：中国方面目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和研究？

郑永年：当然你现在要关注，中国的挑战在哪里？中国的机会在哪里？要关注美国的政治动向，美国的经济动向，华尔街的动向，尤其是华尔街的动向，现在华尔街跟民主党的关系，民主党如何调整它的经贸政策，一定要关注和加紧研究，把民主党以前传统的对华政策，拜登以前副总统时期对中国的角色，一定要关注研究。

现在实际上美国选举还没完全结束，拜登到底什么时候能入主白宫，特朗普怎么退场，还没完成。

未来美国的内部政治，任命谁当国务卿，商务部长和国防部长是谁，这些方面都要关注，从时间点上来说，特朗普承不承认败选，是不是自动搬出白宫了，明年1月份拜登能不能到位，到位了以后各个部长的任命，这些方面都要关注。现在中美关系之间是“危机管理模式”，危机管理模式就是24小时，没有一天可以放松的。

南方财经：在目前的中美关系大背景下，中国“十四五”期间应该怎样做好发展和开放？

郑永年：“十四五”期间，中国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是最最重要的。要科学理解“双循环”，国内大循环重要，是因为内需对中国的GDP增长的贡献大。不是说外循环就不重要了，像广东、上海、浙江、江苏这些外向型经济，仍要同时抓住国际大循环的机会。1980年代以来，在国际环境中，中国基本上抓住了应有的发展机遇，现在我们怎么去创造新的机遇，就要做到理性。“双循环”的规划与战略部署非常好，也是个机会，我们要理性地认识美国，我们的目标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国内大循环把国内市场做大了，对国际循环更有利。

在进一步开放方面，首先，中国仍需加强对外开放的深度。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里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开放政策，未来各种规则需要进一步统一，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中国本身需要思考如何深化改革开放，首先是普遍性的规则制定。第二，我称之为精准开放、定点开放，你要吸引美欧哪些方面的资本，就要精准开放，要有目标地开放，一般附加值低的企业，外部资本也没动力投入。

南方财经：如果聚焦广东，如拜登当选会对广东相关产业产生哪些影响？

郑永年：对广东经济的影响我觉得主要还是制造业，中美贸易战，问题说穿了就是，拜登当选能不能终结特朗普时代，因为你还要考虑到新冠疫情，新冠疫情还在美国继续蔓延，实际上特朗普当选以后，有中美贸易战这些贸易摩擦发生，还要考虑到新冠疫情，拜登上台了以后，美国国内的新冠疫情这一块不会马上得到改善。那么相关政策上改善的话，可能有助于恢复中美的贸易，那么对广东经济当然有影响，广东是个制造业基地，还有深圳的IT公司，贸易方面相对会稳定一点，但对广东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刚才说了IT公司这一块，美国此前的态势还会持续，因为它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即使它的政策比较放松了，但也不会给广东的经济带来很多影响。

那么，是不是有更多的外资进入？这一块广东倒是可以考虑，因为整个西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社会出现很多不稳定的状态，尤其是美国，广东能不能利用深圳、广州、东莞的制造业优势，吸取一批新的外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拜登上台如果调整政策，其实也是给中国一个机会，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这些区域，这方面我觉得倒是个机会。

相关推荐

重振美国?全面解析拜登外交政策 "对华三条"至关重要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宣布，拜登率先赢得270张以上选举人票。过山车一般的美国总统大选徐徐落下帷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即将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多国领导人在推特上祝贺拜登当选。不出意外的话，2个月后美国将进入拜登时代。

那么，如果美国进入拜登时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是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新冷战”手法还是转向对华缓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很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对于美国政府政策走向总是用“高度不确定性”加以概括，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会更加稳定和有迹可循吗？

拜登的外交政策关键词是“中产”

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概括拜登的基本外交政策，那应该是“中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杂志上，拜登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竞选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框架，对内恢复民主，对外实施“中产的外交政策”。

一般而言，重要政界人士在《外交》上刊发的文章预示了执政团队的基本政策。例如， 1947年7月乔治·凯南发表于该刊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就是冷战宣言，建议美国政府以现实主义的姿态遏制苏联。特朗普政府在大选日投票前夕于国务院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文件，对应的就是这篇当时署名“X”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见，凯南这篇文章在美苏冷战中的象征意义和巨大的动员能力。

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1967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发表在该刊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共和党人尼克松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总的对华政策基调——“没有孤立的遏制政策”，并强调让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隔离于国际社会是一件分外危险的事情，也是不可持续的。

这一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尼克松打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宣言，后来美国对华关系的发展似乎沿着尼克松的这篇文章基调往前走着，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快于1971年访华，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与特朗普时期有很大不同

从《外交》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地位以及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看，拜登的对华政策也是明了的。

按照拜登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说法，拜登政府对华关系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如下3条。第一，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显然，这一政策主张与特朗普时期的对外政策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第一条和第三条上。预计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欢迎拜登的这两项主张，即团结起来重塑西方的优势地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和中国合作。第一条预示着美国新政府将恢复多边主义，但对华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对抗性。第三条即进一步壮大中美利益交汇的领域。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但是，也不能忽视拜登新政府的第二条主张，即阻止中国崛起为技术和产业强国。因而，在评估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既要从双边关系角度衡量，也要从多边角度衡量。

从双边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可能比特朗普政府趋于缓和，但同时，也要看到，拜登要比特朗普更加重视盟友的地位和作用，将领导盟友重塑多边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

8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演讲时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权力之争，不是地位之争，也不是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倡导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面临问题的本质。

9月9日，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视频会时又重述了上述论断。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时期，上述表述无疑十分重要。

拜登重振中产、打造美国新社会并不容易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因而拜登欲通过重振美国中产，打造一个更容易实现“美国梦”的新社会。但是，这一任务非常不容易。

2008年12月，拜登在奥巴马总统竞选成功后担任副总统，当时即表示要重建美国的中产。虽然奥巴马和拜登等人认识到了“美国病”的症结，但是却难以开出良方解决这个难题。

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并不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互利共赢的局面，最终低收入阶层通过选票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释放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破坏力量。

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最大的不同在于，拜登认为要通过国内重塑民主、对外推进中产外交，重新领导世界。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那么，拜登的这种战略能否成功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拜登在《外交》中的文章说，美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一半。从数据来看，拜登的撰稿人用了世界银行以及IMF的数据。如果换成美国战略界人士，如已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人使用的美国农业部数据，那么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很快跌破20%。

如果西方世界的经济占比持续下降，那么领导世界是不可能的，重振中产也很渺茫。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占据着全球经济的七成以上，因而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买家。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卖给美国人东西获得经济增长，美元的地位和价值就突出了。因而，世界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市场规模的大小。

中美未来竞争取决于中产及市场的规模

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

因而，中美在未来的竞争将取决于谁能够持续壮大中产和扩大市场规模。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5月发布的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7年已经超过美国。如果按照IMF的数据，那么6年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拜登新政府如果就位，首先要完成对特朗普政府遗产的清算，那么短期内美国政府还难以制定完善的新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中产外交更是需要时间验证。

拜登在文中还强调：美国要想在未来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增强其创新优势。回顾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创新依赖于两种力量，一是政府，特别是安全领域的持续投入；二是市场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力量。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然而，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力量也是今日美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根源。拜登寄希望于创新，又要减少不平等，在美国现有制度体系下，这两种目标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还有一项不容易注意到的历史事实是，在冷战开启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想其实是建立在中产基础上的自由理想主义。例如，如今被誉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的汉斯·摩根索，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产外交的基础上。

70多年后，拜登再度使用“中产外交政策”，是否预示着对权力政治的扬弃，特别是对导致冷战的现实主义的漠视呢？显然，答案不会这么简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华政策，至少将偏离这几年来甚嚣尘上的“新冷战”政策，进入一个新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