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黄清龙》新时代的五反三反

广州警方开展扫黑行动，并展示涉案物品。（中新社资料照片）

将近20年前大陆媒体人钱钢（《唐山大地震》作者）来台，我陪他到北部的农村、渔村走走。他看过渔村的寺庙、农村的宗祠，听完关于农会、渔会组织以及村里办公室介绍之后，有感而发地说：台湾的农渔村是个有机体，行政组织之外，还有乡绅、耆老来凝聚村民，更有寺庙、宗祠作为信仰中心，这些大陆本来也都有，但文化大革命之后，旧有的民间机制统统破坏掉了。如今大陆农村只剩下党的组织，由村支书统揽一切，问题很大。

当时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正如火如荼展开，可惜钱钢并没机会深入考察，但他对两岸农村的比较，仍让我留下深刻印象。联系到大陆中央最近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宣示打击地方黑恶势力的决心，以及中央一号文件振兴乡村战略，特别锁定村级小微权力腐败现象，问题症结何在，也就很清楚了。

这次的严打《通知》以「扫黑专项斗争」取代「打黑专项行动」，并称之为「重大政治任务」，凸显形势的严峻与问题的严重。因此既要抓涉黑组织，也要抓后面的「保护伞」，这是变相承认了黑恶势力之所以猖獗，是因背后有各级官员充当保护伞。《通知》还强调，要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综合运用追缴、没收、判处财产权以及行政罚款等多种手段，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多年来大陆各地方「群体事件」层出不穷，问题的根源都出在权力缺乏节制，加上检查、检察官、法官等公检法系统官官相护，乃至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让苦无出路的百姓只能走上街头，但最后又被维稳的官威给压下，形成恶性循环。民间对于基层官／商／黑沆瀣一气，早已怨气冲天，几年前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尽管手段备受质疑，却一度拥有很高的民气，原因即在于此。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花了5年时间进行党内反贪腐运动，树立了党内核心地位；十九大后，中央又掀起扫黑除恶行动，显示反黑将与反贪一样长期执行下去。然而外界不免担忧，雷厉风行的扫黑会否产生矫枉过正的副作用？尤其这次运动将查扣、追缴、没收「涉黑」富人财产作为手段之一，难保实际执行后不会走样，让重庆藉打黑没收私产的场景再现，加上日前又有左派学者倡议「共产党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更增添大家的忧虑。

这些问题其实在《通知》里面已有触及，其说法是「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另外，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也提出，要加强对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保护，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给私企派了定心丸。

在5年反贪运动之后，大陆中央再来3年反黑运动，有人称之为大陆新时代的「五反三反」，并拿来和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做比较，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因现实上并无可比性，但如何贯彻「依法治国」，防止冤假错案，仍然是很大的挑战。尤其造成基层官商黑恶势力的体制根源─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公民力量又不许发展，光靠扫黑运动恐怕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