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書】何定照／白先勇──扛起文化向歷史敬禮

白先勇的《台北人》向民国历史敬礼。（图／本报记者林俊良摄影）

白先勇坐在东区住家附近熟悉的欧风茶馆，全身沐浴在金黄色灯晕下。那光柔黯黯包裹他一身，是八十七岁的他喜欢的怀旧味，「东区现在这些人在想什么，我有点搞不清了」，就像他比较一甲子前提笔写《台北人》里台北样貌今昔，「变得根本不认得了」。

但他相信人性还是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渴望与爱都一样，正如他加了新序将出新版的《寂寞的十七岁》那一大群寂寞的灵魂，历经六十年仍与当代人心呼应。廿年前他倾力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能火红至今，也因为这四百年前的爱情神话仍勾起两岸观众心中绮思，「人性不会变的」。

从念台大外文系时首次出手，白先勇就展现新手作家罕见的重量。他不写自己，看的是外面，作品总有超龄的惨烈重彩，廿一岁发表的首篇小说〈金大奶奶〉写透上海富贵人家由盛而衰的死亡。许多与他同在大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的同学没见过的荣华转眼烟消，他从小经历，仿佛提早预习七岁起倾心的《红楼梦》。

不要低估小孩子

他细数六岁起随家人从故乡广西逃难的一路颠簸：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父亲白崇禧家在抗日战火中「一下子全烧光，整个桂林城都烧光」；紧接着又是国共内战，离开「金大奶奶」原型所在的上海时，「我们家门一关就走了，什么也没带」。人世的兴衰变迁与无常，白先勇从童年就懂得，「这与我处的时代有关」。

他对生老病死与人世沧桑的特别敏感，还来自七岁时意外从祖母那感染肺病。祖母疼他，每天分他半碗鸡汤，不知自己患有肺病；疼孙的善意不久演变成孙子七岁起孤绝独居五年，白先勇说，那些年他只能隔窗观察外边世界，看着看着更体会人世「有兴就有衰，有上就有下」的定律，「不要低估小孩子，他们眼睛什么都看得到。」

眼前他自称少作的《寂寞的十七岁》，就描绘从小看到那许多与衰亡相依的寂寞灵魂：难忍年轻情人别抱，最终玉石俱焚的〈玉卿嫂〉；饱受家庭压力又遭同学霸凌，厌烦到不想活的〈寂寞的十七岁〉；〈月梦〉中忆念早逝少年的老医生。而白先勇写这些时不过廿三、廿四岁，还正是他与同学草创《现代文学》最活跃的时光。

多年后白先勇才在怀念挚友王国祥的《树犹如此》中，写下当年为《现代文学》奔走之际，他也正陪挚友与病魔搏斗，仿佛透露当年意气风发背后的心事。我问白先勇，那些少作如此沉重，是否也受好友重病影响？他连说三次「影响到的」，喃喃「我的好朋友突然得了罕见的贫血病，好好一个人一下就这样……」

建中二年级认识王国祥时，白先勇还是位孤僻少年。白先勇说，他进中学时因为病刚好不久，有些手足无措，在校不茍言笑、不跟别人来往，虽没像〈寂寞的十七岁〉主角那般遭霸凌，却也常感寂寞，「直到大学才又恢复本性」。

他顿时呵呵笑开，用一贯热络招呼人的手势演绎那本性，一面解释自己看来阳光的缘由：「我觉得我应该是遗传我妈妈，她不管处于什么逆境，都还是让大家如沐春风，带来人间温暖。」父亲在大陆时长年在外率军打仗，妈妈一直是家里支柱，「家里全是她一个人撑着」。

然而当王国祥病了两年后重返学业，妈妈却在白先勇赴美深造前骤然病逝。说起那巨大震撼，方才还兴高采烈模仿妈妈活力的白先勇突地黯然，低声说妈妈一倒下来，整个家好像天翻地覆，也是他首次真正面对死亡。「我实际面对人生的无常，觉得天命不可回转，这让我内心整个大翻转。」

那年成了白先勇自认一生与写作生涯的分水岭，两年后，他写下〈香港一九六○〉，收在《寂寞的十七岁》末尾，成为他眼中从少作迈向《台北人》的重要过渡。

白先勇(右)1963年赴美留学，父亲白崇禧于松山机场送行。这也是父子俩最后合照。（图／白先勇提供）

看到了整个中国

表面上，〈香港一九六○〉写一位战死师长的遗孀从大陆逃到香港，终日沉沦于与吸毒犯交欢；细看字里行间，白先勇通篇用意识流手法，表达出六○年代大陆大跃进造成大饥荒、香港也饱受冲击下，人们的焦虑与对前途的茫然。「我从政治、社会、文化面，看这段历史和香港的命运，香港表面很繁荣风华，其实内在很脆弱，说不见就不见。我那时写的，现在又来了。」

小说中「香港在碧绿的太平洋中慢慢枯萎下去」、「这颗珠子迟早总会爆炸得四分五裂」，六十年后读来如惊心动魄的预言。同样的一支笔写了香港后，翌年转向台北，开启日后成为经典的《台北人》篇章。

正是要在美国写，《台北人》才能是《台北人》。被问到当年若是在台北写《台北人》会有何不同，原本卧着欧洲刺绣靠垫的白先勇倏地一挺身，几乎喊着说「完全不一样」。首先是在台湾他还比较拘谨于当地史观，到了美国，「我看到的是整个中国啊……」

白先勇说，当年台湾一直讲要反攻大陆，他父亲也直到晚年，即使心知不可能，仍想着有天要反攻大陆，「他非要有这种信念不可」。但当白先勇在美纵观世事，才知道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中华民国在大陆已经亡掉了」，只是这不能提。

《台北人》甫提笔翌年，大陆开始文革，也撞击白先勇。「我在电视看到上千年佛像被垂直往下砸，砰！就敲碎了，我想完了，我们中华文明完了。」双重的衰亡感，激荡出以来台外省人为主角的《台北人》更多篇章：〈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寻求过去不可得的退役大兵，〈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永别上海恋情的领班舞女。

一九七○年首刊的〈冬夜〉里，白先勇笔下曾参与五四运动的旅美学者，在美国学生批评五四是「流产的文艺复兴」时沉默离开。半世纪后的白先勇，讲起五四还是激动：「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开始时想法是对的，他们求新望变。但五四没有时间成熟，到了三○年代，左派的政治就进来了，共产党左派的文学政治也进来，文学被意识型态干扰！」

他感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降的小说，文学高度远远不及《红楼梦》，许多文字也因西化影响，舍弃《红楼梦》等漂亮的白话文传统，像夏济安说的充满陈腔滥调。这是为何他与外文系同学创《现代文学》时，虽然沉迷西方文学，也同时听中文系的课，「不论是我、王文兴、欧阳子，做的都是融合中西文化，不是反掉传统文学。」

台湾能有今天很不容易

同样让他心急的是，五四说要提倡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结果民主在大陆不用说，台湾起初也没有，「大家一窝蜂去搞科技，把传统文化撇掉，一切破坏在文革时到顶。」

心急的作家长年批评五四以来的教育政策，「这弄得我们文化认同非常混乱」，从自己中学美术课竟是画维纳斯石膏像，一路感叹到课纲去中国化争议。近年他出版《白先勇的文艺复兴》，就回顾创《现代文学》时已朦胧作起文艺复兴梦，廿一世纪后更积极推广《牡丹亭》与《红楼梦》，期望藉昆曲经典与伟大小说破除五四迷思，重启文艺复兴。

但他仍有未完的小说构想，描绘在美华人的《纽约客》他总想再写几篇，也念着一九四九年前后世代的主题。「那是中国最大一次的放逐，几百万人往全世界跑，我看了好多大家族一下子溃散。」《台北人》有如用文学注解往后他写《父亲与民国》中的民国史，一九四九这本格局必然更大，作家歉然一笑：「我花在《牡丹亭》时间太多了」。

我们走出茶馆，白先勇指着周遭，说此处以前是黄泥地和铁轨，「变得根本不认得了，现在完全高楼大厦」，两句话竟与〈游园惊梦〉末尾钱夫人说的一模一样。但他是欣见许多改变的，过去居美教学四十多年，他难融入西方文化，总远远看着台湾：「台湾挣扎到今天很不容易，虽然问题还很多，整体说来已满进步，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他还是自视台北人，心中像《台北人》最末篇〈国葬〉结尾那声「敬礼」，始终向历史敬礼。「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从北伐、抗战到内战那段历史很悲壮的，虽然失败了，还是该向那段历史敬礼。」父亲白崇禧昔日把民国兴衰扛在肩上，不知不觉中，白先勇也仿效父亲般，默默扛起文化承续。那背脊虽然微驼，姿态依然富丽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