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書】何定照／九旬頑童黃春明：創作不能有目的
黄春明与收藏的玩偶。（图／本报记者林伯东摄影）
我老早就写工农，我只是没写兵
黄春明的客厅不放奖座。明明获奖无数，还拿了六个名誉博士，他却自有坚持：「创作动机要很纯，如果得奖是我目的，我会觉得很荣耀，但我从来没想要得奖。」他只想把故事写出来，深信若创作怀有目的，即使是写同个故事，感觉也会不同，「这是动机不良」。
是这样的真诚与初衷如一，让这位公认的乡土文学代表，在一九七○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中几乎未被战火烧到。北市边缘五楼的老公寓住家里，将届九旬的黄春明尽管发色银灰，神态仍是熟悉的热情爽朗，笑说自己写小说时间远比论战中他人作品遭指「工农兵文学」要早，「我老早就写工农，我只是没写兵」。
早在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还在读屏东师范大学的黄春明发表首篇小说〈清道伕的孩子〉，灵感来源是身边常看到的清道伕。「我把清道伕和自己在学校被罚打扫教室的经验黏在一起，想说我如果是清道伕儿子，会怀疑爸爸是否也犯错才被罚打扫，小说都从生活面发想。」
〈清道伕的孩子〉末尾，停留在小学生吉照担忧遭同学嘲笑爸爸是罪人，从校门逃离，让许多读者悬念吉照究竟有否再返校上课；当年执笔的黄春明，思绪可不只停留在表达底层社会孩子的童稚忧心。「我是在批判！」
老作家敛起笑容，回到动笔时那位被退学四次的廿一岁青年：「劳动应该是神圣的，老师为什么把劳动当罪过，把打扫教室当处罚？这不只是没教小孩正确观念，根本是反教育，小孩才会想说清道伕爸爸犯了什么错。我这批评很大的！」语气之激动，仿佛感慨读者为何没看出故事背后的控诉。
穷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帮忙
早熟作家有话想说除了来自亲身经验，更多时候来自对周遭的敏慧观察。黄春明小时因爸爸与人合伙做生意，家庭经济不致如他小说众主角般穷苦，但由于妈妈早逝，不久就进门的后母待他不佳，原本就不驯的黄春明变得更叛逆。「我常在外面玩，被制约在家庭或学校的学生没经验过的，我大都经验过，生活上懂得很多。」
离家又逃学的「不乖小孩」四处所见，累积成他小说基础。「以前文字创作很多是讲理论，教小孩做个好学生什么，我不喜欢。」他要从亲眼所见出发，发挥从小跟阿公阿嬷看戏、两老睡前故事、街坊漫长吵架等得来的浩瀚语库，「我的小说不从理论开始，知识分子称乡下人文盲，其实自己才是口盲。」
一九六二年〈城仔落车〉中跟着祖母找甫改嫁的妈妈的佝偻症小孩，源于黄春明亲见的病童，黄春明投稿《联副》时还写信给时任主编林海音，要她别把「落」车改「下」车，「那是主人翁生命的呐喊」；一九六七年《看海的日子》源于在万华宝斗里电器行修电扇半年多对妓女户的观察，「农业时代社会很贫困，妓女都是被强迫的。」
然而黄春明亲历的活生生现实，曾被他口中的「理论派」认为不符现实，回顾过往，黄春明犹有火气。「他们说我太浪漫，一个妓女回到自己村子，大家怎会对她那么好？」说的是《看海的日子》中，描写主角白梅为准备生产返乡，村民的欢迎与呵护。
「他们不知道，穷人不像那些不用别人帮忙、也不帮忙别人的人那么物化，穷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帮忙。」黄春明描写的，正是他曾亲历的小村贫穷人家相互帮忙的情感，「那是种阶级的情感」；只是穷苦人家不知自己被社会学者定义为「普罗大众」，说到这，老作家顽皮卷起舌，装作费力地学拉丁文发音proletarius。
我们这种顽皮的人很懂生活
理论派设定的想像还不只此。一九七二年《苹果的滋味》叙述一位建筑工遭美国军官撞断腿，意外获各种补偿，由于故事中描述到工人家属私藏医院厕所的卫生纸，被质疑怎能写穷人偷卫生纸，「他们认为这有辱工农兵形象」。
「我当场拍桌！」隔了半世纪多，黄春明重回当时的气愤，再度激动拍桌，不满理论派还质疑工人太太怎会说「觉悟」这种文雅词。「我说你怎么这么矛盾，台湾民众那时没看过那种高贵的卫生纸，会拿出于自然；『觉悟』也是很常用的台语。你对穷人有太多刻板印象，才会不能这样、那样！」
但黄春明在《苹果的滋味》想说的当然不只是速写穷人，「我这篇批判更明显」。彼时他惊诧发现台湾在美国打赢二次世界大战后，忽然变成什么都美国最好，取名源自「原子」弹的原子衫、原子笔、原子袜、原子钟遍地开花，中学生爱挂美军防毒面具包，各界对美军福利社（PX）乃至委托行趋之若骛……「从那时候，台湾就改变了，什么都是外国好。」
恋惜台湾传统社会单纯与人性的作家，透过《苹果的滋味》与《儿子的大玩偶》中在现代化过程中面目模糊的小人物，以及《莎哟娜啦．再见》中反日却又得带日本客户嫖妓的业务等，比理论先一步诠释了「后殖民」。「我们这种顽皮的人很懂生活，读书人看到我们写的比他看到的社会更宽广深入，理论就来了。」
敏锐的小说家，还仿佛预言家点出台湾那种后殖民式依赖经济的脆弱。黄春明说，他一九七二年写《莎哟娜啦．再见》时，台日还没断交，结果文还没刊出就已断交；《苹果的滋味》刊出七年后，台美断交。
虽然从来只呈现生活现实，不写理论，小说家对岛国背后的国际汹涌自有定见。他在空中画起美国如何防堵中俄的「第一岛链」地图，指着他心爱的那个台湾点：「美国绝对不是因为把台湾当朋友才保护，是因为台湾的军事地位很重要。」只是他遗憾美国为巩固防线，在发展台湾经济并嘉惠自己时，也解构了他心目中虽贫穷却珍贵的农业社会。
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动自己才写
这份遗憾持续在他作品发酵，近年他发表《跟着宝贝儿走》、《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前者嘲讽当代商品化社会，后者反映「人人心里有个小警总」戒严时代外，也带出当年许多人价值观「被美国片害了」、幻想当明星的悲剧。尽管故事背后总有慷慨陈词，黄春明始终警醒作品不被意识型态入侵。
他从九○年代开始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延续至今。「日据时日本人想脱亚入欧，学很多欧洲童话，台湾童话也变成都是王子公主，但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故事。」最新出版的《巨人的眼泪》，他讲到书中巨人的心如何细腻，讲着讲着自己声音也放软放轻，「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动自己才写。」
问黄春明，怎能好像有两个脑子，同时笔耕小说与儿童文学不辍？黄春明呵呵笑了：「一个顽皮的小孩，他什么都会玩！」一面介绍起自己摆满两大架的布偶，忽而把手塞入两只章鱼布偶把玩演起戏来，一转身又眷恋望着从德国坐飞机一路抱在怀里带回的半身高雪人。访谈过程总陪在旁不时补充的黄春明夫人林美音笑说，老公真的是个顽皮孩子。
九旬顽童一路边玩边不平而鸣，立下台湾文学标竿，但至今拒拍纪录片，原因也有小小叛逆：「我看别人纪录片都是从小就很了不起，我不喜欢，因为我是从很糟糕开始。」说自己糟糕，其实也是讽刺以看不见的手束缚人们的各种体制结构与成见，而正是这始终在他心里的「糟糕」孩子，抵挡外界捍卫住创作泉水的清澈，「泉水干净的话，它流出来的水都会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