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团灭的“三和大神”:网吧关门无处可去 卖微信号换“日结”工作
原创首发 | 金角财经(F-Jinjiao)
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让三和大神火遍全国。这些人靠着打日结工生存,困了就睡15块甚至10块一晚的廉价旅馆,玩就去5元一晚的网吧,渴了就买一瓶2元的清凉水,饿了就吃一碗4元的面条,有钱了花30—50元就去公园潦草地解决下性需求,靠着日结的百元工资量度日子的进度。“干一天,玩三天”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作者 | 胡野原
深圳市龙华区三联路和东环一路的交叉路口,一家沙县小吃店内,几个年轻人正在打扫店面。椅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桌子,店里没有其他的材料。
他们不是要开业,而是要关门。沙县小吃的左右“邻居”,还有这条街上其他的店面,几乎全都关门了,只有两三家还在开门营业。
沙县小吃对面,是全国知名的“三和人才市场”,以及聚满“三和大神”的网吧。
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让三和大神火遍全国。
这些人靠着打日结工生存,困了就睡15块甚至10块一晚的廉价旅馆,玩就去5元一晚的网吧,渴了就买一瓶2元的清凉水,饿了就吃一碗4元的面条,靠着日结的百元工资量度日子的进度。“干一天,玩三天”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没钱又不去工作的人,被称作“大神”,因为围绕三和人才市场而生,所以他们叫做“三和大神”。
在他们看来,这是神仙般的日子。最多的时候,三和人才市场周边的大神多达数万。
三和基地没大神
这个位于三联路与东环一路交叉口南100米的村子,刚好就在三和人才市场的正后方。
这里是三和大神居住的地方。
2018年以前,景乐新村里遍布着一晚15元的床位以及为数不少的昏暗网吧,三和大神们就在这里满足他们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以及打发他们日结工作后的时间。
日结是指当日结算的工作。三和大神们鄙夷月结的工作,比如说进厂,对于大多数来此找工作的人说,要求不算高,但仍然有一些大神即便满足条件,仍然不愿进厂工作。富士康工厂内组装手机的流水线工作,被当作“黑厂”看待。
不愿进厂、以日结过活的打工者,是三和人才市场的大神。但金角财经近日去到景乐新村探访,发现这里再也没有了“大神”。
在景乐新村的楼栋里,曾经隐藏着许多的廉价旅馆,住一晚上的花费便宜到令人难以想象,床位普遍只要15到20元,大一点的单间30块就能住,有Wi-Fi有24小时热水。
但是如果想要空调,就要多花钱,相比之下,网吧是更好的去处。
关于三和的网吧,流传最广的传说是,包夜只要5块钱,对于普通白领来说,只是一瓶饮料的钱,在三和却能解决一晚上的住宿,将资金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对不少打工者来说,5块包夜的网吧不仅是娱乐场所,还是找到工作前的廉价住所。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变成了“挂壁仔”。
所谓“挂壁”(也叫“挂逼”),是三和大神们形容天天不上班,日日都躺尸的专用词汇。在大神们内部,也分几派,进厂的这一类往往是被鄙视的群体,就像是背叛者一样,成了嘲讽的对象。还有一些人,做着日结的工作,没工作的时候,就自称“挂壁”。
这样的生活,他们自得其乐。但新冠疫情的出现,打乱了大神们的生活节奏。
疫情期间,深圳的城市公共场所及小区纷纷实施封闭管理,小区不让进,网吧关了门。
我们在景乐新村内村子走了一整圈,没有找到一家网吧。只有在一些门面上贴着的网络游戏宣传图片,显示这里曾经是一家网吧。
从网吧的玻璃门内看去,桌椅胡乱扔在地上,电脑却是一台都没有。
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网吧曾经很多人,但是疫情期间,全部都关门了。
在村口,一位给旅馆拉客的大婶说,这些网吧都是疫情期间被取缔的,无一“幸存”。
不少曾经门庭若市的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机构,也已经关门歇业。
没了大神,网吧也无法经营,没了网吧,大神们也没了去处。虽然网吧旁边的旅馆能够提供一个落脚点,但是这里需要身份证。
卖证件、卖微信号,卖手机,全都能卖
为了钱,三和大神们可以把身上的值钱物件都卖掉。
这半年来,随着深圳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三和人才市场的大楼被封锁,找工作的路断掉了。这也就意味着以做日结零工卫生的三和大神们,失去了收入来源。
但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来钱的方式可以解燃眉之急。
卖身份证、卖微信号,最后,还可以卖手机。
在三和人才市场探访时,我们在路边遇到几位声称“高价”收购微信号的买家。
十几个人蹲守在路边,遇到行人经过就询问,“微信号卖不卖”。瞬间让这里有了一种菜市场的感觉,只是买家和卖家的角色颠倒了过来。
蹲守着收购微信号和手机的人们
三和市场周边,微信号、手机、身份证,是除了现金以外的三种硬通货。虽然都是一次性的。
一个微信号的价格在几十块到上百块不等,收购微信号的男子在查看我的微信支付账单后,嫌弃这个账号某个月只有几十元支出的记录,“这太少了。”
这个使用了3年的微信号,他出价130元,几番讨价还价下来,加价到170元。“你卖不卖,不卖就算了”。这个价格大概相当于三和大神们做日结零工时,一天的收入。
一个使用数年的微信号=一份日结,而一张身份证可能还不如一个微信号。
身份证在三和也是有明码标价的,和微信号使用年限不同价格不同一样,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价格也不一样,不一定年龄越大的身份证就卖的越贵,1980年之前的能卖40块,1980年到90年的可以卖到80块,而90后就可以卖到最多一百,现在00后也已经20岁,加入了卖身份证的队伍。
劝诫大神们不要卖身份证的横幅
卖完了身份证和微信号,手机成了下一个目标。实际上,在收购微信号的队伍里,就混迹着收购手机的人。在微信收购的买家一拥而上时,旁边一定会有一个收手机的人问你,“手机卖不卖?”
俨然是一条龙服务,从身份证到微信号到手机,没有去处的三和大神被扒个精光。
收购者还在,卖货的人却没了踪影。
精神升天、吃喝不管
一个典型的三和大神,只需要维持最低的生存状态,就已经算是成功。
每天两碗“挂逼面”、每三天一瓶“大水”、几根散烟、几个小时上网费、一个床位或者单间即可;上述费用加起来也不超过40元,远远低于任何一线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
他们连月结工作都不愿意做,把大部分工厂斥为“黑厂”,完全不相信可以通过勤俭努力实现社会地位飞跃的“毒鸡汤”。对于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兴趣。在外人看来,他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但对他们自己来说,似乎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
有人把三和大神总结为:精神已升天、吃喝全不管、以天为盖、以地为席,今日有钱今日花,明日无钱才打工。
在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中,有一个名叫宋春江的“三和大神”。
接受采访时,他27岁,15岁时从河南技校毕业来深圳打工。刚毕业分配去工厂,每天7点上班,加班到11点甚至凌晨。后来去了富士康,一天要给3000多台苹果手机打螺丝。如此反复七、八年,他的生活没有一点变化。
于是他跑了。他跑出来,辗转多地,做零工,露宿街头。“以前还是很有斗志的,去年还有一点点斗志,今年一点都没有了……”对着镜头,他坦然承认,自己一点都不想努力了。
没钱的时候,宋春江也卖掉了身份证,换来了100块钱。很多三和大神没钱的时候还会借网贷。2017年,宋春江就在网贷平台借了3万块,其中玩游戏花了1万多,买各种装备,他原本想到时候卖号赚钱,没想到遭遇封号,钱也打了水漂。“剩下的八千块,自己花了。”
在三和这个地方,马路上随便拉一个人,对于网贷都可以给你说得头头是道的。新出了什么口子能撸钱,哪个口子需要的手续少,最新消息全能在第一时间给你搞到。
在三和大神们曾经聚集的“龙华吧”、“三和大神吧”里面,以及大神内部用来吐槽“黑厂”的QQ群里,不少人都曾借过网贷,并且因此背上难以还清的债务。
在一个“挑战黑厂”的QQ群中,群友不时在讨论,如果没有网贷,或许不会到现在的境地。
沉迷赌博和网贷
在这些贴吧内,贷款中介们也在锲而不舍地挖掘客户。
甚至于有中介打着戒赌的旗号,做着赌博放贷的生意。
一位长期在三和人才市场蹲点的大神给说道:来到这里的人,要么是和家里吵翻了,要么就是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跑路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被网贷诈的体无完肤的人。
从个体上,三和大神们的诞生各有各的原因,而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他们的出现又是必然的。
一般而言,农民工进城后,无非进厂站店,搬砖扛货,填饱肚子,站稳脚跟,精打细算,从长计议。有人迷失,也有人逆袭;有人逃离,也有人扎根。大致看,1978~2008年间,农民工进城后大体都遵从这样的生活轨迹。
与上两代农民工大不同,三和大神们进城时,后工业化时代悄然而至,互联网极大解放了人性,他们不再能够超强耐受,他们变得脆弱,或者说坚持要做真我。他们厌恶乏味的流水线,抗拒艰辛的重体力劳动;为了活着,可以短暂集中吃苦,但吃苦是为了享乐,最好及时行乐。
怎么行乐?吃顿好的固然痛快,但费钱不说,几口下去就没了,快感转瞬即逝。几十块血汗钱,要想把快感尽量拉长,还有什么能比上网更细水长流的呢?
他们的存在,对于深圳来说,是一种城市发展的反面,是特色,也是难以容忍的疮疤。
在三和大神的纪录片面世前后,深圳早已开始针对这一群体的整顿。
2017年由龙华办事处带头开始了对景乐新村的整治,在清理景乐新村的环境的同时,也将以前破旧的街道挖开,铺上了新的街道。
三和人才市场前崭新的街道空荡荡
据附近的居民称,自从去年开始整治以后,就很少在看到三和大神的身影,偶尔能看到几个人从网吧出来,可也再没见到他们睡在街道上。
但疫情之后,三和大神们的世界,才是真的崩塌了。
为了帮助和安置露宿者,深圳龙华街道办在两所学校设立了救助站。救助站免费提供食宿,街道办还会给救助站里的人提供工作机会等。比起露宿街头,救助站有吃有住,生活明显改善了许多。高峰时期,两所救助站收留了上千人。
外面的人想进去,但里面也有人想出来。有人觉得救助站“里面太无聊了,就一台电视,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每天除了吃就是睡,餐餐都是吃泡面,吃到想吐。”于是从救助站离开,仍旧在外流浪。
但跟他一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
三和大神去哪了?
在三和人才市场周边,三和大神几乎已经绝迹。这不仅仅因为疫情的影响。
在景乐新村这个三和大神们的“老家”中,不少楼栋已经被一些企业租下,改造成了长租公寓,当然,租金也上涨了。
改造过后的城中村,一间房最低也要约900元,这是一个“做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无法负担的金额。
改造后的公寓,不再是三和大神们的窝
这里用各种姿态,拒绝三和大神留下。
有人在贴吧里留言:三和大神已经成为历史。
三和之外,大神们正在开发新的基地,江苏昆山中华园,上海车墩,都是下一个目的地。
一个名叫“思淳君”的网友在网上直播了自己逃离三和基地,开发车墩基地的过程。
今年5月,受疫情影响,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大跌。他花费200元,从珠海金湾机场坐飞机到上海浦东机场。
晚上12点到达上海后,坐了出租车去网吧,但上海的“网吧充值100块才能上网,我干脆睡大街。”
上海、昆山等地,近年来凭借着比三和更高的日结工资,成了三和大神新的心头好。在深圳的日结只有120元,还要抢破头才能得到机会的时候,上海的日结已经有了180—240元一天,临时工都是18起步,还根本不用担心抢日结,只需要考虑自己要不要去做。这些工作“从早上6点到下午晚上都有,而且回血快。”
这种自由的感觉,无疑是三和大神最向往的。
投奔新基地的大神将这个群体分化成两个不一样的方向,一部分人感觉到,随着政府整顿和管理的严格,三和不再是一个低成本的生存之处,他们开始寻找新机会。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坚守,誓要维护三和大神最后的尊严。
在思淳君投奔车墩基地的帖子下面,有其他人回应,那里“都是垃圾场”。这样的观念,仿佛仍然停留在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做一天日结,就能活三天的时候。
在大神们聚集的精神家园“贴吧”中,有人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
自从2017年开始,已经失业整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在旅馆瘫痪过,在网吧瘫痪过,直到现在,在高架桥下瘫痪,一直都是在混吃等死的状态。有多少人劝我找份正式工作,我都已经数不过来了,唯独记得我的回复永远都是“等等看吧,走一步看一步”,直到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爆发,才让我意识到我现在的处境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公共场所不让聚集了,一下子我就没有了存身之所,漆黑的夜里,我哭了,我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听别人的劝,恨自己的懒惰,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对自己的敷衍了事。
大多数大神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但他们无力改变,也不想改变。
三和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习惯了这里的人们也恨它,但终究还是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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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盼头的人生是什么样?如果非要总结,我想答案大概是:“一切皆可放弃”。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了生计、身份、尊严、所有社会关系,
在高歌猛进的城市角落打造了一处堕落天堂。
同时,他们也被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无情碾过。
- 01 -
Part
1
深圳,距离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龙华新区,有一个叫做三和人才市场的地方。
这里常年游荡着一批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人。
他们共同信奉着“做一天工,阔以玩三天”的精神信条。
打工永远只找日结,赚得百来块工钱后,便开始实践“吃喝嫖赌抽”五字真诀。
不论当下物价如何攀升,在三和,生活成本被压缩到了极限水平。
大神们手提蓝白大水,抽五毛一根的红双喜散烟。
花2块钱,可以吃上淋着古怪颜色酱油的肠粉;再加3块,就能来碗飘着青菜,偶尔能发现肉丝的挂逼面。
吃饱喝足后,大神们钻进昏暗污浊的网吧,追逐各自的精神家园。
1块5每小时,8块钱通宵,地球不爆炸,他们不挪窝。
结束了游戏里的腥风血雨,一排人呼呼大睡,东倒西歪,宛如丧尸。
想睡得有仪式感点,花个十几二十块便能喜提床位。
30平米的简陋房间,密密麻麻地摆满双层铁架床。空气里弥漫着汗臭与尿臊味。
被褥枕头许久未换,臭虫陪睡也是常有的事。
但对大神而言,只要能充电、有WiFi,这些都不是问题。
人才市场附近,龙华公园的隐蔽处,30—50元就可以潦草地解决性需求。
三和人管这叫“修车”。
眼看钱花差不多了,大神们不得不开启高阶修炼模式。
天为被,地为席。
海信人力资源市场,每到晚上,都会变成“海信大酒店”,床位供应十分紧张。
当“挂逼”状态都不可持续时,饿了几天肚子的大神们,才会再次起身,打个临时工。
但渐渐地,他们连日结也不想做。时长日久,人就像报废了的汽车,再也难以发动。
要搞钱,野路子依然有。
卖血、卖手机、卖银行卡,甚至以80—150元的价格贱卖身份证。
在庸常生活的巨大陀螺上,失去身份的大神被离心力甩得越来越远。
无可变卖的时候,他们会铤而走险给非法企业做法人。或者 “撸小贷”,一不留神背上数十万债务。
朝不保夕的日子教会了大神抱团取暖,
三和的QQ群、贴吧里,时常有饥肠辘辘的人求救,可怜巴巴地讨一个盒饭。
团饭失败,又不愿意开宝箱(翻垃圾桶)的老哥,常常会饿到昏厥,瘫在大街上进行光合作用。
这样的生活状态,让猝死变得稀松平常。
当网吧里有人被盖着白布抬出来,三和大神从四面八方涌来,挤满整个街道。
为彻底挂逼的老哥夹道送行,已经成了这里“不成文的规矩”和“最后的礼仪”。
每个围观的大神都心有戚戚,不知道下一个被“送行”的会不会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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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大神是怎样练成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神也不是一天练成的。
作为四肢健全的年轻人,最初来到深圳,大多也怀揣着淘金梦,希望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
但很快,他们发现一切都跟预想的不一样。
进厂以后,日复一日的机械性流水线,每天十几小时的体力压榨,扑灭了身上的青春火焰。
身心一天比一天疲软,而工资,却不见长进。
他们想到自己的父辈,几十年的岁月全都投掷在车间,任劳任怨地接线路、拧螺丝,攒够钱了回到农村、盖房子、生孩子、老去。
对能够接收到更多信息的年轻一代而言,这条道路显然丧失吸引力。
为了逃离现实巨大齿轮的暴力碾压,他们终日聚集在三和,徘徊,张望,流离失所。
比起大战黑厂的艰难心酸,“做一玩三”的日结模式让憋屈的灵魂重新舒展。
他们忘掉前途、未来,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结婚生子,称王称霸。现实的种种烦恼,全都抛诸脑后。
当初离家是为了挣钱,如今在城市的夹缝里苟且偷生,家乡自然也成了不愿回首的闭塞之地。
30多年前,他们的父母来到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谋生,成为第一代农民工。
如今,他们成为了第一代大神,睡在父母曾铺就的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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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我恨三和,但终究离不开它”
在成为NHK的三和纪录片拍摄对象时,宋春江已经很久没有正经吃过饭了。
他的人生轨迹在三和颇具代表性。
混迹多家大厂,但都坚持不下去。后来陆续尝试过会所服务员、保安、治安员等职位,共同点是累,工资低,且枯燥乏味。
生活没有起色,他很快就腻了。
流落到三和,低廉的物价让他心醉神迷。
泡在网吧几个月,为了买游戏装备,他在网贷平台贷款3万,希望卖号赚钱,但碰上账号被封,他血本无归。
贷款还不上,他索性扔掉手机卡。后来身份证也卖掉,被人拿去办了3家非法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
为此,他经常调侃自己是身家千万的大老板。
“去年,我还有一点点斗志。今年,一点也没有了。”
意志力这玩意,很多人以为有开关控制。关个几天,隔段时间还能再打开。
但实际上,它会锈蚀、腐化,等过了某个临界点,还会“叮”的一声骤然断裂,然后人就被强大的惯性拖拽着前行。
对此,经常与宋春江混在一起的李磊和赵伟也深有感触。
“来了这,你会越来越懒,越来越不想干活,到最后,你会离不开,就像吸毒一样。”
纪录片播出以后,宋春江做直播赚了钱,渐渐还清债务,还回老家补办了身份证,天南地北的观众通过直播鼓励他,希望他早日上岸。
这些说教给他莫大压力。
他算过一笔账,就算一个月工资5000块,在老家盖栋房子也要20多年。
太慢了,他不能坚持。
而且直播也挺折腾,他没有才艺,只能尬聊,总觉得对不起观众。在被人污蔑是团饭狗以后,很快又把手机卖了。
那点人生转机被时间抹平,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离开三和真的很难吗?
是的,很难。
但这难处不在于没钱,没身份证,而在于已经瘫痪的精神世界,再难重建。
回到那个异常闷热的夜晚,在挂逼餐馆里,记者问宋春江,
你还有梦想吗?
宋春江嬉皮笑脸地答道:“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梦想,早没了。”
“那你老了以后怎么办?”记者又问。
宋春江抖着腿,苦笑一声,很快又摆出那副浑不吝的姿态:
“老了......就死了呗,没办法。”
说完他咧嘴大笑,其他人也跟着哈哈哈。
笑声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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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大神”
说起三和大神的挂逼生活,很多人都是抱着猎奇心态,居高临下地怜悯或者批判他们。
但实际上,我们和大神之间,距离真的很远吗?
恐怕并没有。
去年下半年,我在一家狼性十足的公司工作。
公司离住处较远,加上地铁站限流,每天必须六点半以前起床,才能勉强保证不迟到。
高峰期的地铁像一只只巨型怪兽,成千上万的人在怪兽体内碰撞挤压。
面容狰狞地憋个几十分钟以后,精气神被抽走,汗水逐渐发酵,体味交叉感染。
地铁车门打开,人们就像它的排泄物一样,连绵不断地涌出。
出了站,被大太阳一晒,感觉整个人快要化开。
进办公室,屁股刚挨上椅子,马上要开早会。
复盘、规划一番后,兵荒马乱地开展工作。
这期间还得应付从天而降的临时任务,假嗨的集体活动……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没有经历过太大的社会震荡,或者背负什么时代伤痕。
但就是无数这样丧丧的细节叠加在一起,已经在无形中将我们挖空。
为工作熬到凌晨三四点的日子里,什么远大理想都被捶扁了。
我对未来失去想象力,最大的心愿无非是睡个好觉。
每次下楼看到房东儿子窝在大厅沙发里玩手机,厌世情绪尤为强烈。
这闲散的状态他可以持续到死的那一天。甚至可以说,整栋楼的租金够他们世世代代都以这样轻松自在的状态生活下去。
而我呢,整天写着贩卖焦虑的文章,不断接收着领导的鸡血,“奔跑”,“突破”,“加油”。
可事实上,即使命跑没了,也不见得能实现多大的跨越。
我们的终点,不过是别人的起点。
带着这个无力的结论,国庆长假一过,我就裸辞了。
像三和大神一样,我不想再做社会化生产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只想掉在地上沾灰,做个与世无争的垃圾。
刚开始真的很爽啊。每天睡到日晒三杆,醒来也像得了无骨病一样,只想在床上瘫着。
被窝是一片柔软的沼泽地,我沦陷在里边,一切都朝着自废武功的方向行进。
也不知过了多久,某天,在朋友圈里刷别人热气腾腾的日常 ,虚度光阴的恐慌突然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我开始投稿,觉得闷在家里状态不好,又跑去图书馆写,假装自己跟社会还没有完全隔绝。
广州不知不觉换了季,从秋到冬,寒意渐生。
零零碎碎发了一些稿子,但相比之前的工资,稿费终归是太微薄了。
卡里的存款一直负增长,为了撑久一点,我去朋友家蹭饭,把家里的东西挂到闲鱼上卖掉。
看似自由的我,陷入了相当拧巴的状态。
一方面,已经从散漫生活里品尝到虚妄的快乐。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满足于这样的快乐。
有天看《奇葩说》,蔡康永讲家里有个晚辈跑来问他,想做个废物,可不可以?
他很为难,说:“如果你觉得做废物是人生最想做到的事情,你就当废物吧。”
但紧接着又说,
“其实人生完成一些事情,很有意思。”
“有一天你如果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完成,可是已经来不及的时候,你心中真的没有一丝惋惜?”
“你要把你的人生丢去做废物,你真舍得吗?”
想了很久,我还是舍不得。
在社会上受了锤,我下意识想回出租屋里躺平。
但如果一直躺着,把年少时对人生的种种设想全都摁灭,我可能会被更大的悲伤淹没。
现在回首那段经历,我没法轻易将它定性为颓废或者洒脱。
只是庆幸因为年轻,我还能在中场休息后,重新找到返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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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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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滑下去还是忍一忍
最近几年,在高压焦虑的轰炸下,很多年轻人都习惯把丧文化、佛系精神搬出来,聊以自慰。
没错,这是一剂很好的麻醉药。但它不应该成为安抚欲望的唯一方式。
即便在三和,也有人试图寻找其他出路。
跟大神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深圳待了18年的陈用发。
早年一起机械事故,夺去了他整条右臂。之后,他用寥寥无几的赔偿金开了一家名为左撇子的早餐店,练习用左手操持一切事物。
这一开,就是8年。
“因为你没有右手了,你不可能老是怨天怨地嘛。”谈到身体的残缺,陈用发已经释然。
“事情只要你想做,总归是有办法的。”
剥鸡蛋,做肠粉, 磨豆浆……他单手操作,动作却几乎一气呵成。
如今他娶了妻,生了女儿,早餐店的生意不错,偶尔还能接济一下远道而来的老乡。
尽管内心深处,他对深圳没有多少归属感,觉得自己终究会是一个过客。
但为了避免女儿成为留守儿童,并且能有在大城市受教育的机会,又似乎还有无限的动力打拼下去。
社会阶层日渐固化的时代,比输在起跑线上更可怕的,恐怕是底层连进入上层的欲望都被消灭。
三和大神走红网络,有人说他们的存在是对庸俗社会价值“一种消极无声的反抗”。
说实话,这有点强行升华的嫌疑。
就像《超脱》里,刘玉玲冲自暴自弃的学生喊的那句,
“不在乎谁不会啊,但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去在乎呢?”
三和大神乍看无拘无束,其实早已被囚禁在隐形的壁垒当中。
生活刚抬起脚,他们就顺势往地上一趴。
这是沉沦,不是反抗。
他们口中的自由,是任由泥潭将自己吞噬的自由。
看不到明天,也看不到其他任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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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活在尘世,每个人都难免被生活摔打。
没有人可以拯救夹缝中的三和大神。我们所能做的,是不让自己变成三和大神。
这其中的关键,
或许就在于陷入低潮的时候,是将所有责任推给不公的命运,还是抓紧那些让你负重前行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一定有多崇高,它可能是自我实现的野心,也可能是为了家人、朋友……无论哪样,去承受、去撑住。
哪怕到最后,付出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但只要内心的火种还在,小如蝼蚁的我们,就已经战胜了寂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