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打工人？
（原标题：谁在制造打工人？）
《日本第一》和《日本还是第一吗》，Ezra Vogel
日本人民放风筝迎接奥运，1964年
拥挤疯狂的东京证券交易所，1987年
“过劳死（Karoshi）”
“小确幸”自然也是一种精彩的活法，台湾的购买力平价（即PPP）位居四小龙之首，高达5.7万美元。23800新台币（约5500元人民币）的基本薪酬，加之长期处于低位的通胀水平，使得岛内服务业价格非常低廉。大陆游客的各种游记里，“台湾物价低”几乎是共识。
但如果纵观整个台湾经济，会发现“小确幸”的基础，实际上是重工业与科技企业打下的基业，能够给社会持续提供税收、福利和就业。但随着台湾在面板、手机等优势行业挨个被击败，互联网和新能源等新兴行业里的全面缺位，“小确幸”能够维持多久，要打一个问号。
早在2010年，台当局为了鼓励大家生育，决定用一百万新台币奖金征集一条宣传标语，最终获奖的是一句“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大奖得主是当时32岁的台中市单身女子张芝菁，接受《联合报》采访谈及获奖感受，张芝菁说，“我不敢生孩子，怕养不起。”
8年之后，在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上，郭台铭居然调转枪口，痛批大陆的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那会儿的富士康正被大陆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所困扰。演讲结束后，郭董问了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苗玗一个灵魂问题[28]：
“苗部长，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1997年，亚洲用一场剧烈的危机和灰飞烟灭的财富验证了克鲁格曼的预言，世界银行适时出版了一份新报告，题为《东亚奇迹的反思》。克鲁格曼则再度出击，称亚洲的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非灵感。”
比如韩国：
比如台湾地区：
战后百废待兴、经济高速增长时，全体民众享受了收入的上升、低廉的资产价格、日新月异的基建和节节高升的国际地位。而每一次的增速换挡，往往都意味着无可避免的资产泡沫、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和难以提振的生育率。在这种背景下，“打工人”横空出世。
一代人享受发展的红利，一代人承受换挡的阵痛。前一代人的汗水换来了奇迹与财富，后一代人的勤劳却没有同等的价值，这也许是“东亚模式”的一种宿命。
1994年，克鲁格曼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曾夸过中国，称“中国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的一部分，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他乐观的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82％。表面上看，中国的千禧一代（1985年～1995年出生的人）将充分受益。
所以所谓的“打工人”，不过是在收入增长难以匹配资产价格涨幅之下，工薪阶层的一种无力自嘲罢了。
今年10月，人类学家项飙接受专访时谈及今年的热门词汇“内卷”，指出：“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
项飙进一步解释道：“所谓内卷性，不仅仅是说竞争激烈不激烈的问题，而是说白竞争，明明知道最后的收获也没有什么，大家还是要竞争……如果你退出竞争的话，你有道德压力”，“因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自然应该鼓励努力、勤奋、拼搏的品质。但一个包容的社会，是否也应当允许一个人选择平凡、平庸甚至看起来碌碌无为的一生？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2003年，西安长安区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摆摊猪肉，引起轩然大波。等到11年后陆步轩靠卖猪肉身价过亿了，才敢回到学校演讲，但面对学弟学妹们他还是像在批斗大会上做检讨：“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
15年后，陆步轩的学妹李雪琴回应网友：“念了北大，就不能当废物了吗？”这似乎让人看到了反内卷的希望。但坦白讲，这种话听听就得了，不信你上网查查李雪琴的旗下有多少家公司，或者再看看李雪琴的直播卖货有多起劲，就知道这种话可以用东北腔来回应：可拉倒吧。
鲁迅先生曾将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按照这种角度，以后年轻人应该会被分为“有资格做废物的人”和“想做废物而不得的人”。
对于后者，“打工人”就是我们的宿命，早点想清楚去搬砖，就能早点儿还得清这个月的花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