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籍投票法制化箭在弦上

（图／本报系资料照）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受刑人可在监狱投票，中选会声明抗告到底，意外又将中央大选每役必与的不在籍投票议题台面化。

先将问题限缩在「在监投票」的范围内。《中华民国宪法》第17条明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此为投票之公民权法源。然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至今未订定不在籍投票的制度，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同样没有不在籍投票法源，随着法院裁定台北监狱须设投票所，在监投票允当与否，即陷入究竟应贯彻宪法本意，亦或发生执行障碍使受刑人无法投票亦为合宪的竞合之争。

如依照宪法第17条规定，人民投票权应予最高程度的保障，方符宪法意旨。不过仍须注意，宪法第23条亦订有补充性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反面解读则为，倘不允许在监投票合于宪法第23条例外条款的情事，同时作法符合比例原则者，则恐不生抵触宪法第17条投票权利遭剥夺的问题。究应属于何者，实有待解释宪法予以明确化，而非纠结于法律授权与否的次位问题。

可以预期的是，作为实际执行的狱方，除了抗告成功可以暂解烫手山芋，实际上就算抗告不成功，狱方也极可能以依法行政、无法可依为由，推迟了执行法院裁定的处分，不能排除发生行政与司法权限对峙的体制僵局的可能；更甚者，或要动用宪法赋予总统的院际调解权才能加以调处，兹事可谓体大。

无法在监投票的合宪性问题并非今日才发生，因此根本问题仍须归于何以长期以来，立法者从未采取释宪或订定在监投票专法的方式，寻求法理上的解决，总是选举到了，才将此做为斗争的政治工具互相攻讦推诿，实为极不负责任的立法怠惰，不分蓝、绿、白皆应予谴责之。

而舆论也应注意到，此种长期立法怠惰，是否与矫正机关长期接受立委方面的特见、增见等准特权的选民服务恳托，导致在监投票等相关狱政革新的代办事项，与立委方面产生默契而无限期延后。毕竟，在监投票是陈义甚高的公民权利，而不是随时可寻租转化成钱权利益的特定立法，可说是无利可图，立委诸公无心于此可以想见。

总之，此案再度凸显不在籍投票法制化的进度是刻不容缓，关心此一议题的政党人士或可借此事之议，着手推动将之重大政策立法创制以公民投票公决之，用民意推翻阻挡不在籍投票的阻力。此举为顺应普遍性民意与世界趋势，促使人民参政权利最大化，应速办理才是。（作者为前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