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菜贩遇上互联网
晚上7点，闵行区大臻莉菜市场内，老王已经收好摊，准备回家。每天这个时刻，市场里除了摊贩，已经没人了。
同一时间，几百米外的生鲜店，打出了全场7折的口号。进店的人流没停过，货架上的生鲜和水果差不多卖光了。夜越深，折扣力度越大，店里甚至甩出了接近零点免费派送的促销手段，店员打包票，所有货今晚一定能清掉。
老王的摊子上，卖不完的菜，都要收起来。这几年，老王觉得，菜越来越难卖了。他眼看着一家家生鲜店在菜市场外遍地开花，生鲜电商平台的仓库开在了菜市场的门口，他听说很多顾客的手机上都装了买菜App，现在，又来了社区团购。
老王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些网上的新玩意儿，也没想过要去探个究竟。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新生事物，带走了很多他菜摊前的顾客。
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菜市场的人流量，比两三年前少了一半多。几年前，晚上7点，菜市场里还有不少下班后来买菜的顾客，8点多菜市场才正式关门。如今，五六点钟，不少摊主就开始忙活着收摊，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在互联网大潮面前，老王这样的菜贩还能在这个菜场坚持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空了的摊位
老王隔壁的摊位，已经空了几个月。
它们都曾短暂地迎来过摊主，老王掰着手指算了算，一位卖了一个多月的菜，另一位更短，菜摊只坚持了十几天。他看着这些新邻居来了又走，摊主的资质证明至今还挂在摊位的上方。他打听过这些离开的摊主去向，有人准备换个地方在路边开菜店，有人离开上海，不再卖菜了。
实际上，半年的摊位费已经砸了进去，但这些人还是不得不离开，老王叹了口气，“一天连本带利只挣两三百元，谁还能做得下去？”
老王依然守着自己的摊位。菜市场里，老王和妻子的摊位面对面，老王卖菜，妻子经营肉铺。两人一起来上海已经二十多年，辗转过大大小小的菜场，历经过数个菜场的搬迁、改造，如今这个菜场，他们已经待了3年多。
每天凌晨3点半，老王就要起床去九亭进货。凌晨的路上没几辆车，老王的三轮车一路开得很顺畅，进完一天的新菜，老王再把菜拉到菜市场，得花上30分钟。妻子要轻松些，前一天夜里，供应商会把新鲜的肉送到菜市场，放进肉铺的冰柜里。到达菜场后，老王和妻子开始理货，6点左右，差不多就开摊了。
披星戴月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但改变也悄然渗进老王所在的菜场。他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身上渐渐不再揣着现金，他不得不在摊位前摆上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码，又打印了二维码的牌子，挂在摊位上方。
但更大的改变是，卖菜的生意大不如前。老王说不清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摊位前的顾客慢慢变少了。前几年，光景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上一千多甚至两千多元，现在，最多只能卖到七八百元。
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他，在这个菜场内，无论是卖菜的摊贩、肉铺还是水果摊老板都在感慨，生意不好做，但他们也疑惑，网上的菜有的也许便宜，但真正比品质，真能比得过吗？去年疫情影响，靠近马路的菜市场门关闭了好久，老王的菜摊离这个门近，“门一关就是好几个月，中间开过一段时间，最近又关了。很多顾客不想多走几步路，菜市场的人更少了。”
“顾客还抱怨菜价涨了，我们也没办法。”每个顾客买菜老王随手赠送的小葱，原本一天差不多四五十元，最近同样的量，批发来要九十多元。老王不得已，只能每个顾客少给点，“他们也理解。”
好在这个菜市场的摊位费，这么多年一直没怎么涨，老王的摊位是菜市场租金最便宜的一档，每半年一交，一万多元，加上电费，头顶4个灯和租的冰柜，一个月摊下来差不多几百元。
他和这个菜场的其他菜贩一样，不得不直面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一年前，一家互联网生鲜电商平台，在菜市场门口，租下了一间仓库，作为前置仓。每天收摊回家，老王都能看到，送菜小哥进进出出，在巷子里穿梭而行。
一个月前，他发现，临街的许多路边小店，每天都有人在店里取菜，老板们在平台的推广下，纷纷做起了自提点。他知道，除了菜场外的那些菜店、生鲜App，又有了新的对手。
手机里的菜场
刘恒的生鲜店开在老王所在菜市场的门口，如今已是第9年。几个月前，社区团购的地推人员来到刘恒的生鲜店里，希望招募他成为平台的团长。
不同平台的地推人员带着“大平台”“资本”的说辞，来了一家又一家。刘恒没被说动，他反问这些穿着各色马甲的小哥，“你说你们平台能给我什么好处？我这个店又能给你们带去什么？”
刘恒一直觉得，互联网平台的疯狂补贴和低价促销，不太能影响到自己店里买肉的顾客。店里只卖包装好的肉类，刘恒说，店里的肉品质好，拿猪肉举例，一般要比菜市场的价格高出30%-40%，但他坚信，好的东西总有人愿意买单。
生鲜店里，最初只卖猪肉，他自己跑展销会，沟通供应商，如今店里主要卖猪肉、牛羊肉，也顺带卖些米、油、调料和烟酒，“光卖猪肉，还是撑不下去。”旁边的送菜小哥，休息时，经常会到店里买包烟。光是靠卖烟，刘恒一个月也有两千元左右的收入。
但他的生意，却也实实在在地不如从前了。
在刚开店的那几年，生意好的时候，生鲜店一个月的销售额能达到八九万元，如今一个月的销售额降到了六万多元，“进店来的顾客，如果下了单，一次大概能买上100元左右的东西，但放在以前，远远不止这个数。”
刘恒知道，地推人员看重的，是店里原本自带的流量和资源，他觉得繁琐，没把做团长这件事放在心上。刘恒的生鲜店，也有自己的忠实顾客群，人不多，只有五六十人。
和刘恒一样的小店老板、宝妈，是平台眼里团长的最佳选择。论坛上，招募团长的帖子里，运营人员发布的团长职责，是建立小区团购群，每天在管辖的群里发布当天的团购爆品，吸引顾客下单。因为门槛低，这些招募团长的帖子下，都有不少人主动询问。
就在菜市场100米外的马路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家自提点。所谓“自提点”，实际上就是街边的水果店、小超市、手机维修店、干洗店，它们充当了代收点。每天，放在这些店里的订单，差不多都有二三十个，当天下单，隔天送货。其中一个社区团购平台，刚刚进驻上海，在闵行区，团长数量就迅速超过了400人。
社区团购并非新鲜事。早在2018年，张鹏就成了一名社区团购的团长。他的干洗店开在小区里，淡季的时候，没多少生意，张鹏就卖点家乡的橙子，“什么都愿意尝试下，除了洗衣生意，也顺便带点”，包括社区团购。
最初，张鹏的微信群里，只有七八十人，这些大部分都是干洗店的常客。地推人员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天，宣传拉新，新用户只要进群下单，超过一定数额，就能免费领取一份4枚装的鸡蛋。价值不高，但在张鹏看来，很有用。小区里的不少居民被免费的礼品吸引，也有人路过时看到满地的商品好奇询问，加进了团购群。
张鹏要做的事并不难，平台每天都会推出部分产品的活动，张鹏只需要把每个平台各类优惠力度大的产品链接丢进群里，再由顾客自行下单。自从做了团长，张鹏的朋友圈，被团购促销信息占满了。
在多个平台上，几元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秒杀的蔬菜和水果，随处可见。“1分钱抢购食盐”“30枚鸡蛋19.9元”“500g冰糖橙0.99元”，低价促销和秒杀带来巨大的诱惑，促使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抢购。
群友们也经常在群里接龙，“遇上一些实惠的产品，比如牛奶，买2箱送1箱，一家又喝不完，大家就在群里团购接龙。”张鹏负责统一下单，等到顾客来取货时再收钱。张鹏把接龙取货信息，记录在笔记本上，从20元30枚的虫草蛋、20元一箱的牛奶到27.8元一个的猪肚，不同品类的货物应有尽有，今年，已经写满整整一本。
互联网平台通过砸钱补贴攻城略地，迅速打开了下沉市场，渗透进一线以外的城市。而在一线城市，由于方便的物流和成熟的配套设施，很多顾客已经习惯了当日送达的生鲜配送和海量的消费品，已经被“惯坏”的一线城市消费者，能否接受社区团购模式，仍然未知。刚刚进驻上海的平台，已经从嘉定区、奉贤区、闵行区等地开始拉新推广。
另一家平台的司机告诉记者，他负责送货的闵行片区的十几个小区，通常隔天送一次，得从早上8点半一直送到中午，但市中心没多少人跑。
直到2020年末，“社区团购”这个词才广泛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此时，张鹏已经“身兼数职”，手机里，做社区团购的平台已经有了3家。他的微信群里，已经超过300人。
他明显感觉到，一场疫情，让一批原本习惯去菜市场买菜的居民，第一次有了线上下单的体验，尤其是中老年顾客，网上下单买菜的习惯逐渐成熟了起来。当天下单，隔天来店里取，要是货物有问题，他们也会自己申请退货退款。
在张鹏群里下单的顾客，提货点就在他的门店，干洗店门口整整齐齐摆了十几个箱子，货品分门别类地摆好。有的团长，干脆把提货点放在自己家里，货到了，就在楼下挨个按门铃，提醒同一栋楼的顾客取货，其他的人则分别发私信语音，直到货全部取完，才能喘口气歇歇。
绝处逢生
如今，张鹏每天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做团长这件事上。
只要是醒着，张鹏的手机就几乎没离过手。刚吃完午饭，一个小时内，来干洗店取货的居民络绎不绝。“号码后四位？”成了张鹏如今的口头禅。他在手机App上快速地输入号码，再跑到一溜箱子前分拣出顾客的订单，几乎成了机械动作。
做团长后，张鹏在干洗店里添置了两个冰柜，一个冰箱，方便放冷冻的生鲜和新鲜的水果。张鹏说，团长生意，赚得并不多，但起码能给疫情后几乎跌入冰点的干洗店补充些生意。平台给团长的佣金从5%到10%不等，张鹏告诉记者，一般的蔬菜水果，佣金大概只有5%，如果顾客下单了化妆品等高价商品，佣金可能达到10%。
三个社区团购平台的订单表，少的有十几人下单，最多的一个平台下单的有100多位。张鹏说，顾客们的选择很现实，“哪里便宜去哪里”。有阿姨来取菜时抱怨，几天前在菜场里想要买一盒豆腐，发现得4元，在网上下单，只要1元多。在张鹏这里下单的很多顾客直言，这半年，已经很少去菜市场买菜了。
老王也为菜价发愁，前些日子气温骤降，青菜价格涨了不少，但收来的菜品质不行，菜不是被冻烂了根，就是蔫了叶。
没事的时候，老王就站在摊子前，仔仔细细地拿小刀削去烂掉的根，一点点摘去烂叶，一天下来，被摘去的烂叶和削掉的烂根，填了大半箱。“可不能以次充好糊弄顾客，一次在你这买到不好的，下次人家可能就不来了！”老王说，如今每一个还愿意来到跟前的，他都得珍惜。
这几年，老王和一家棋牌室合作，成了这家店的供货商。这天下午，棋牌室老板给老王打来电话，一一告知需要的菜，老王挑挑拣拣，把西红柿、青菜、土豆、花菜、青椒等蔬菜分别装好袋，再各自称重，一共92元。
下午没什么顾客，老王就骑着电动车把菜送过去，来回半小时，菜摊就让妻子看着。每天差不多都这个分量，并不多，但对夫妻俩而言，这无疑是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想办法维持生意，刘恒想过要寻找品质更好的供应商，也曾试着主动拥抱互联网。几年前，刘恒投了几千元，拉来朋友，想给自己的生鲜店做个小程序，朋友来到店里拍照、修图，一番忙活后，小程序上线，刘恒发到朋友圈宣传，但鲜有人下单。不到半年，因为实在没有多少流量，刘恒只能把这个小程序下线。
每到周末上午，都会是刘恒店里生意最忙的时候，“有些老人总会趁着周末，孙辈到家里，来买些好点的肉，平时，他们也都舍不得。”但大多数时候，刘恒的生鲜店，都门庭冷落。
熟客会在微信群里跟刘恒打招呼订货，刘恒服务周到，如果顾客有需要，他会在菜市场顺带着买些菜和水果，一起送货到家。店里只有他一人，只要去送货，他就不得不关门。
刘恒的微信里，隔段时间就有新的平台地推人员发来好友申请，“我就知道，对接的又换人了。”
最近一次对话，对接人员见刘恒这里目前还没在平台下过一单，试着询问他，能不能以生鲜店的名义，在平台上订货，“我这个店哪里需要？”刘恒摇了摇头。而像刘恒这样，注册成为团长店铺后，没有继续运营的团长，也并不在少数。
刘恒觉得，如今这些平台的底气，来自烧钱补贴，“但总有一天钱会花完，能坚持下去的又有几个呢？”
小平台熬不过，纷纷倒在了路上。张鹏说，第一个在他这开团的平台，只运营了一年多，就因为融不到钱，停了。但张鹏的团长生意却一直没断过，一家倒了，又有新的平台接上。
老王旁边的摊位，空了后，就再也没来过新人。他点了支烟，“年轻人不卖菜了，也许还能转行干干别的，或者是学些技术，还有点奔头。像我们上了年纪的，还能做什么呢？”老王眉头皱得更紧了。
今年过年，老王准备不回老家，“如果回了家，也不知道之后疫情会有什么变化，万一一时半会回不来，那生意怎么办？”他和妻子决定，留在上海过年。
接近傍晚6点，市场已经没什么顾客，老王准备收摊回家。收摊，通常得花上他一个多小时。老王把菜收进大塑料袋里，扎好口，整整齐齐地放在台子上，易坏的菜就存进冰柜里。冬天菜容易放，老王最愁的是天气热起来，一天的菜如果没卖完，才是巨大的损耗。他把这一天没卖完的青菜装进袋子里，带回家，这是今晚的晚餐。
刘恒也准备关门回家。就在他拉下卷门时，门口的送菜小哥，还穿梭在巷子里，备好货，骑上电瓶车，开往下一个送货点。
对他们来说，明天又是需要早起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