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谈健康“秘诀”，抱持乐观主义，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文/徐元宫

邓小平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比较长寿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众所周知，邓小平“三落三起”，经历曲折，却能在第三次复出之后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地实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开拓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随之蒸蒸日上，邓小平本人也享年93岁。那么，毕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世纪伟人邓小平又有哪些健康“秘诀”呢？

“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众所周知，健康的身心是长寿的前提，而健康的身心又是以心情愉悦、乐观为前提的。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邓小平对未来都抱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乐观主义是邓小平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

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邓小平表达了他第三次复出工作的愉悦心情：“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

此后，在多个场合邓小平都曾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愉快的精神状态，并且认为自己健康的原因主要是心情比较舒畅。1977年8月7日下午，在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谈到自己的经历时，邓小平指出：“我是‘三落三起’。现在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又出来工作了。我今年73岁，自然规律不饶人，但是心情舒畅，想做点工作。”1988年9月17日上午，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邓小平幽默地说道：“能游泳，证明我身体很好；能打桥牌，证明我记忆还可以。我健康的原因主要是心情比较舒畅。”

退休之后的邓小平仍然心态乐观、心情愉悦。1993年9月16日在跟弟弟邓垦谈话时，89岁的邓小平指出：“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毕竟年龄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精力搞了。我在旁边看到成功，在旁边鼓掌，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

◆1984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顺境时的邓小平心情舒畅，身处逆境的邓小平也仍然对现实和未来抱持乐观主义的态度。1984年3月25日上午，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邓小平指出：“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1985年7月15日上午，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回答客人提出的身体健康的“秘诀”时，邓小平指出：“好多朋友都问我，我的回答是‘乐观主义’四个字，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邓小平身处逆境不消沉、仍然对未来抱持乐观主义的风范和品格为全党感佩和敬仰，1997年2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中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

“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

胸襟豁达，不计前嫌，这是作为卓越政治家的邓小平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优秀品格和健康长寿“秘诀”之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推进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之际，针对一些同志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过一些违心话、做过一些违心事这一情况，邓小平非常豁达，希望这些同志不要背包袱，呼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1977年5月24日上午，在跟王震、邓力群谈话谈到有些同志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讲了一些过头话时，邓小平指出：“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说些违心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些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里。”同年8月27日傍晚，在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时，针对杨振宁谈到有的科学家被“四人帮”压了一下就糊涂，邓小平回应说：“这不要紧，是小事，那个时候讲违心话的人不少，这也难怪。”1978年8月19日上午，邓小平还特意强调文化部搞清查运动，“在清查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察干部的一条标准。”

甚至对于直接的恶毒攻击，邓小平也同样豁达地泰然处之。“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党全国人民对于历史和现实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甚至错误的观点和看法，特别是对于当时邓小平倡导并力推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存在着不同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和观点。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开展并深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且通过开展并深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而成功地恢复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终达到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就透射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的政治智慧和博大胸襟。1977年9月，上海有一个基层宣传干部写信给上海市委，建议立即停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舞阳县发现了恶毒攻击邓小平的反动传单。新华社将这两起事件形成文字材料《上海一基层宣传干部写信给市委建议立即停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舞阳县发现恶毒攻击邓副主席的反动传单》呈报中央，邓小平将这两份材料批转中央政治局各同志阅，同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各同志传阅材料后又明确批示：“应告有关省委注意，但不要为对我的议论而进行追查。”

“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

邓小平光明磊落，胸襟坦荡，无论是对个人的命运还是民族的未来都始终抱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这跟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相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信仰，是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健康长寿的又一个“秘诀”。

正是出于对邪不压正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坚定信念和信仰，正是因为对崇高、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信仰，所以即便是在一生中最痛苦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逆境中，邓小平“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面对“四人帮”的刁难和攻击，邓小平总是无私无畏地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好工作：“这算什么，有的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你们回去传达时，就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

◆手持烟卷的邓小平。

邓小平本人的一段坦诚表白生动地揭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其“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1977年9月14日上午，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谈到自己被打倒的经历时邓小平指出：“人们都说我是‘两落两起’，实际上我是‘三落三起’。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在党中央当秘书长，还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那时红军的队伍很少。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非但不会在逆境中消沉，反而会更加激发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和教训的更深入更全面的思索和探究，也因此愈益促使他更加接近直至最终掌握和有效利用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正如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中高度评价的那样：“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986年12月14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时表述的一段话印证了上述江泽民在悼词中的高度评价的客观性和正确性：“‘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发生后，国内外不少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疑虑，甚至惊慌失措。此时此刻，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邓小平振聋发聩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的坚定信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原文如此，笔者注）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我本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邓小平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突出地反映在他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剖和评价自己。邓小平从来不神化自己，决不允许搞对自己的歌功颂德。相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低调、谦逊的品格折射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的人格魅力和自信，这是邓小平健康长寿的又一个“秘诀”。

邓小平曾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下表达过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了不起”。1980年6月19日上午，在会见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当客人赞誉邓小平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邓小平谦虚地回应说：“我本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比较出名的是因为遭了几次灾，经历了三下三上的历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说不上什么，没有什么突出的。”5个月后的1980年11月15日上午，在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回答客人提出的是否要写回忆录问题时，邓小平谦虚地指出：“没有时间，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当然我革命几十年也干了些事，但还谈不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逐步把工作交给年富力强的人。”

虚怀若谷的邓小平坚决反对过分夸大他个人的作用。1986年4月23日上午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当客人说希望邓小平永远健康，站在前列指挥中国时，邓小平表示：“不能决定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能寄托在我活多久。像我这样的年龄，不知哪天见马克思。实际上好多主意都不是我出的，是其他同志出的，事情要靠他们办。”一年半之后的1987年11月16日上午在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向客人介绍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9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1992年7月下旬，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报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要写得合乎实际。”

邓小平坦诚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也必然会有自身的不足、缺陷，邓小平从不隐讳这一点。比如，邓小平认为，人的思想意识必然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和实践的深入而变化、发展，包括他本人也同样如此。1979年1月2日上午，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表示欢迎美国人士来中国看看的时候，邓小平指出：“同时也欢迎包括不赞成中美建交在内的美国人士都来中国看看，以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这对发展我们两国关系是极其重要的。通过访问、接触了解中国，或许有助于他们观点的改变”，“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原文如此，笔者注）、实践在变化，事物在发展变化，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

光明磊落的邓小平也不隐讳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1978年7月12日，在跟刘西尧谈话谈到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时，邓小平指出：“这一次简化汉字不够慎重，一个专家给我写信，对这一次简化汉字很有意见，社会上反映强烈。我把信转给你们了。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不要一说就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了，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也可能有不对的，我讲的也可能有不对的嘛。”1个月后的1978年8月19日上午，在听取黄镇、刘复之关于文化部清查运动和工作情况的汇报谈到处理文艺界的一些历史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对待，过去本来是错了的，就不要去翻了，翻它有什么意思，大事情弄清楚就行了。我们过去的某些批评，批评错了的也有，因为毛主席是得到间接的情况后说话的嘛。最近，东北反映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

众所周知，邓小平曾多次谈到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他也有份。1981年3月9日，在同邓力群等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邓小平就提出：“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半个月后的1981年3月24日上午，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邓小平再次指出：“‘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

邓小平不提倡在公众场合挂自己的照片。1986年9月2日上午，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回答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公众场合挂邓小平的照片时，邓小平回应说：“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倡导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邓小平坚决反对搞对自己的歌功颂德。1989年9月4日上午，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人谈话时，邓小平表示：“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邓小平还反对给自己搞祝寿活动，1994年8月22日他在家中过90岁生日。此前，得知许多地方准备为他举办祝寿活动，他表示“一律不要搞”！

“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

长期坚持锻炼身体，是邓小平健康长寿的重要“秘诀”。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坚持洗冷水澡，洗冷水澡有助于身体健康。1986年3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当客人谈到西方有人说你的身体不好，但我看你身体很强健时，邓小平谈到了自己在战争年代洗冷水澡的习惯：“我已经十年没患感冒了，夏天还能到海里游泳。我身体这么好，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洗冷水澡。冬天北方很冷，我洗澡也是一桶冷水。”

邓小平常年坚持游泳。1985年7月30日上午，在会见泰国国会代表团谈到自己的工作和身体情况时，邓小平指出：“我的方针是少做工作，毕竟80岁了，力争多活几年，能亲眼看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但希望不能太高，希望太高就会变成奢望。按照5年来计划，争取延长。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泳说明体力还可以。哪一天我不能到北戴河来，就是我差不多的时候了。”1988年7月15日至8月24日期间，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邓小平仍然在北戴河下海游泳39次，每次一个多小时。

◆退休后的邓小平。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特别是高龄之后还多次参加桥牌比赛。1987年1月2日晚上，83岁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桥牌冠军赛；1988年1月1日，84岁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1990年2月18日，86岁的邓小平参加第七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获冠军；1991年1月2日，87岁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参加第八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获冠军；1992年1月2日，88岁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参加第九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并和运动员合影留念。1993年6月4日，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世界冠军金牌奖，以感谢邓小平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的开展作出的贡献。

除了游泳和打桥牌之外，邓小平还比较喜欢旅游，喜欢在旅游的过程中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时锻炼身体，而且注意在旅游过程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密切党群关系。1979年7月11日上午8时，邓小平乘专列抵达安徽省宣城地区繁昌火车站，中午抵达黄山温泉风景区。在得知已经为他第2天上山准备了滑竿之后，他拒绝说：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第2天，即7月12日游览黄山的过程中，当陪同人员担心他走得太快，体力不支，劝他走慢一点时，他回答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接着，他向大家传授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

随着步入高龄，邓小平开始有意识地减少自己的工作量。1982年3月31日上午，78岁的邓小平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当客人称赞他身体很好时，邓小平指出：“尽量减少工作，让一些年轻、身体好的人来工作，这就是养身之道，也符合奥林匹克精神。”1987年9月11日上午，在会见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这些年来，我尽量少做事情，没有其他理由，只想多活几年。我只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本世纪末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另一个就是我要活到1997年7月，到香港做一次旅行。”

然而，邓小平减少工作、一段时间没有露面，竟被有些媒体谣传为邓小平病倒，进而引发了股市下跌。1986年3月25日上午，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在谈到前不久香港谣传邓小平病倒、股票市场随即下跌的情况时，邓小平指出：“这几年来我有意识地少做工作，让别人多做。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不仅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好久没有露面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对人的健康有好处。我不做工作，不参与工作，中国的现行政策照样顺利地进行。这就直接回答了国际上的担心：邓某人不在了，中国是否会变？其实，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中国的现行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干部和群众都要求改革。国际上对我讲得太多，不符合实际。当然，我也算一个。”

正如世纪伟人邓小平所愿，他老人家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他老人家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赓续接力绚丽多彩。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十多亿中华儿女正昂首阔步地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信仰，虽身处逆境却坦然抱持乐观主义，虚怀若谷，胸襟豁达，强健身心，他的所有这些健康“秘诀”，正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的科学指南和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