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眼】紀念六四，天安門廣場的地方政治

图／路透社

文／万宗纶（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研究硕士）

来源／Hershkovitz, L. (1993).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Political Geography, 12(5), 395-420.

「六四天安门事件」在台湾人的记忆中，最难以忘却的是那张坦克车前站着学生的影像。「六四事件」成为中外的历史大事，那么为什么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1993年，也就是与六四事件相隔四年，当时的多伦多大学地理系教授Linda Hershkovitz（现为国际发展顾问）以〈天安门广场与地方政治〉为题，发表在《政治地理学》期刊（Political Geography），由于与六四事件时间点上邻近，更能看出Hershkovitz的厚实书写，Hershkovitz在他的文章中，与列斐伏尔进行理论上的对话，着重在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

▎明朝建立中国气运　紫禁城作为帝国的中心

天安门广场最早在14世纪时建造，当时明朝甫打败元朝，命名首都为北京，并在城市中央建立新的皇宫──紫禁城。建筑是根据中国正统的宇宙观，为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外族统治后，恢复中国统治的气运。紫禁城成为一个宇宙的符号，宇宙的形象被以具体的形式呈现。首都不再只是世俗权力的位置，也是一个过度地点，神圣力量由此进入世界，并向外扩散到整个大明王国。

位处于帝国北京的空间阶层中，天安门外面的T形空间在形式或功能上都属中介，是内部与外部、神圣与世俗、帝国与常民间的过渡带，是神圣性逐渐下降的连续空间。当中国皇帝往外看，天安门便是跨越城墙到世界的大门。而从天安门到南边前门的子午向路线，被保留作神圣仪式之用。

19世纪下半，随着大清帝国的衰微与解体，空间的传统阶层组织也被打破。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外国军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化且短暂。20世纪上半，持续的社会改革，以及被释放的社会运动到广场表达政治不满，刺激了城市空间再组织化。在官方和民间的空间实践交互堆叠下，现代的天安门广场被创造，对于社会空间的支配与挪用间，有一股紧张关系被体现而出。

清代的天安门空间配置（Hershkovitz，1993） 图／万宗纶

▎1911年武昌起义后　天安门广场成为抗议据点

当国民党在1911年起义，紫禁城便丧失了帝国力量位置的角色，天安门被开放予公众。然而，天安门维持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象征力量。中华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在天安门上进行他的首次就职演说，天安门外的空间被赋予官方革命的象征，孙中山的纪念碑被放在往天安门的通道尽头，还有一幅巨大的孙中山肖像，被放在大门的中央通道上方。

广场区域普遍上被称为天安门外的「空旷空间」，也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市场空间，常常出现包括闲逛者、乞丐，还有小贩。不可避免地，也变成了公共娱乐的空间。天安门广场从一个封闭的、被控制的空间，原本体现并象征了权威性与正统，转变为新的异质功能快速就地的开放公共空间。在1911年革命后的动荡数十年，天安门成为公众抗议的地点。天安门广场的象征地理（symbolic geography）超越了物理限制。

1919年，5月4日，大约3,000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前来抗议政府被动回应中国土地的主权，抗议队伍汇集到这个空间，有反帝国主义者、反政府者等。学生领袖对群众发表演说。警民爆发冲突，32个学生被逮捕、1个后来死亡。

天安门作为内部统治者与外部被统治者间的过度带，给予了广场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效力。传统的空间阶层组织映射了传统政治力量的不可进入，这个象征创造了空间，给予反对群体去为政治主张发声。他们重复的被压抑增加了更多层的政治重要性，当代天安门广场由此被生产。

毛泽东肖像取代孙中山肖像在天安门上的位置。 图／路透社

▎共产党掌权　重新诠释天安门广场

中国共产党获胜后，这个新政体被放置在矛盾的地点。一方面，共产党代表着革命，但同时，一旦共产党被放置到权力中，就也继承了紫禁城和天安门这样象征中国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和中央治理的地点。对共产党而言，目标便是要想办法挪用并重整这些矛盾的象征，以用来支持新政体的正当性。毛泽东，也在天安门的门塔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演说。天安门再度被选为中国的国家符号。

1949年后，天安门广场被清理并扩大，在其周遭建立起一些新的纪念物，以整合新中国的图征。同时巨大的毛泽东肖像被放到天安门通道上方取代孙中山。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增添强化了广场中心的空间阶层。新空间结合了开放和容纳感，这是一个新建立的、人民的广场，人民在此致力于争取自由。共产党革命以争取自由，就这样与天安门结合在一起了。

1976年1月周恩来过世，三月下半、清明节前夕，北京公民开始汇聚于天安门广场，表达对于四人帮的抗议，将近有一百万人之多，史称「四五事件」。文化大革命领袖阶层定调此为「反革命事件」，并将责任推给邓小平，等到邓小平掌权后，这个事件才被重新评价为革命运动。「四五事件」在什么意义上竟然是反革命？答案就在空间阶层，因为既然紫禁城等同于共产党统治的正统，又等同于革命，那么抗议者就是挑战了革命性的正统，利用了天安门广场反对的象征，也就成为「反革命」。

▎六四天安门事件　空间实践改写空间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直接透露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外显的，对于国家力量定义、控制政治空间的挑战。学生并没有留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城市中离散的校园，被城墙和大门包围着，让国家能够安全）。相反地，抗议的轨道将他们带离校园到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入侵、成功地占领这个被国家认为是财产和权威形象的地方。

当学生控制了广场，学生就主动地改变了广场的意义。他们重新组织广场中的空间，以容纳其他城市的学生代表团、绝食者、新闻媒体、示威者和旁观者。他们转变现存的纪念建筑为他们所用，加上许多抗议布条。并且在最后，加上他们自己创造的纪念物－民主女神－到广场的图征中。

六四事件中的一个环节是公开悼念胡耀邦（自由派），学生挂上一幅庞大的胡耀邦肖像在中央，正对着天安门上面的毛泽东肖像。当时也是戈巴契夫到访中国前夕，天安门广场已经被支持者占据达24小时。中央的纪念建筑上都是抗议布条，作为发令中心与媒体中心。学生的占据活动让戈巴契夫的拜访蒙上了阴影，官方的欢迎仪式改在机场举行，车队路线从机场到人民大会堂不得不远离长安大道，改走较不容易有印象的小道，并且，在广场中央纪念碑的献花仪式也被访问城市郊区的官方墓地所取代。原本预定参观北京故宫，也因为人群挡住门口而被取消。戈巴契夫的到访，比起六四运动，在国际上变成极小篇幅的新闻报导。

血腥镇压后，官方的论述着重于学生空间实践的「非法性」，建立起学生运动的「反革命本质」，因此，国家要以暴力的手段，重新定义广场、控制广场。镇压行动后，以官方观点来说，混乱被回复了，亵渎被清理了、反革命也被平息了。广场再度成为了「公共」空间。

六四天安门事件，群众占领天安门广场。 图／美联社

▎无法抹灭的空间实践

Hershkovitz在结论中引述列斐伏尔的话，纪念空间被「可以发生在那里的事所决定，结果却由不能发生在那里的事所决定」。Hershkovitz指出，公共空间的「霸权主导」，以及「暂时挪用为（群众）舞台」间的张力，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股张力持续生产并转变社会空间。无论空间的挪用有多片刻，或是挪用的痕迹如何被官方消灭，空间实践存在的事实、所促发的记忆与连结，永远改变了那个地方的样貌。

Hershkovitz认为，天安门广场是空间历史的产物，持续形塑他的形态和使用。天安门从最早的中央政治力量象征，到国民党革命后，物理与象征的开放，再到1949年后，共产党政体有能力借由整合「反抗符号」到后革命「正统」中，并重新定义了公众的意义与使用，留给了广场复杂的象征地理。1989年的血腥，已经整合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意义，这股「无地方运动」的额外力量创造和转变了革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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