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眼】不一樣的威權？新加坡少以領袖為地名的文化政治

图／路透社

文／叶韵翠（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助理教授）

▎用地名来纪念有什么好讨论的？

「纪念地名」指的是为了纪念特定的人、事、物所命名的地名，领袖地名即属于纪念地名的一种。由于直接以国家领袖之名来命名，是故地名被漆画上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地名，命名过程涉及了浓厚的政治论述。

我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借由西方的批判地名学方法，进行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的领袖地名议题研究。三个国家曾经或现在处于威权体制的统治氛围之下，国家领袖透过各种方式对于社会进行高度掌控，是政治的一大特色。而领袖地名是一种很好的媒介，让我们可以了解政治权力如何干涉常民生活空间，植入领袖崇拜或纪念，以达意识形态灌输之目的。领袖地名的推展情形，也恰好可以做为三个国家各具特色威权型态的表征。

在台湾，领袖地名可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地名，普遍出现在各地的中山、中正地名，引导我们对于戒严时期政治社会的想像。中山、中正两类领袖地名大量在公共空间中产生增生效果，从而以非共时性、不均质的方式广泛渗入常民生活空间。另观马来西亚，以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为名的地名，自1957年独立以来陆续地出现在各类型的公共空间中，东姑地名数量虽可说是居马国领袖地名之冠，但其数量与密度却远不如台湾的中山、中正地名。此外，马来西亚的人物纪念地名牵涉该国族群政治，透露出标榜「维护封建」、「马来优先」的政治理念。

相对于台湾戒严下的绝对威权，与马来西亚时而温和、时而极端的威权统治，新加坡的菁英威权，或可说是李光耀建立起的家长式威权型态，在领袖地名的表现上却显得「含蓄而保守」。

▎从「一种新加坡人」谈起......

国家认同是新加坡长久以来国安考量中的重要一环，如何透过各种政策将其多元族群整合成具国家意识形态的「One Singaporean」，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标。当中，普遍存在于常民生活中的地名亦被挪用作为政治媒介，地名的「抹除」、「更名」或「新命」被视为是形塑新加坡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我在2013年发表于《亚太研究论坛》59期的 “Erased Place Names” and Nation-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an Toponyms”（被抹除的地名与国族打造：新加坡地名的案例研究）一文，试图以遭抹除而消失的地名为中心，跳脱一般地名研究关注的现有／更名后地名，由另一种角度探讨新加坡政府透过地名的刮除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另外仍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新加坡政府在这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领袖地名议题上，施为情形如何？是故在本篇文章中，我主要以领袖地名为中心，探讨后殖民时期新加坡以政治领袖进行公共空间命名／更名过程的文化政治，借以挖掘新加坡政治与社会文化中之特殊面向。

▎领袖名纪念：起自年轻世代对国家历史记忆的遗忘......

新加坡的国家发展走过了建国困顿的草创时期以及后来的经济起飞，呈现了一片繁荣富裕景象。但在迈入21世纪之后，这些对国家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领袖们却日渐凋零。年轻世代遗忘了历史记忆，对建国领袖的贡献也越来越不熟悉。在建国领袖们相继辞世后，为了让当代及未来世代的新加坡人能够了解「建国一代」所付出的努力，以增进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领袖纪念议题被公开的提出并持续发酵，在《海峡时报》为读者们开辟的〈论坛〉讨论区域中出现了诸多的想法交流。

以领袖名称进行公共空间的命名对于新加坡社会而言虽然并不陌生，但并不是一项普遍的做法。二十世纪的《海峡时报》中关于领袖地名的讨论也较少而零星，且领袖地名的提议并不引起有关当局的兴趣。最先在2001年6月3日的《海峡时报》刊登了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伍碧虹（Irene Ng）所发表的观点〈让我们开始一项纪念已故领袖的传统〉，掀开了新加坡领袖名纪念政治的序幕。文章经刊登后渐渐开始有一些对于如何纪念辞世领袖的想法与做法出现。其后随着一个个政治领袖的辞世，领袖纪念地名的议题更被炒热了起来。在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曾抛出了两件关于领袖纪念地名的议题，引起社会大众热烈地的关注与讨论。其一是2006年12月由国务资政吴作栋提出的议题，建议新加坡的公共空间可以领袖名来命名以表达纪念。另一则是2013年11月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所提出的想法，表示新建的国家体育馆或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可以以人名来命名。

新加坡人要联手进入第一世界。 photo cedit： Denis Bocquet(CC BY-ND 2.0)

▎政治：彼此竞争的纪念地名

吴作栋、黄循财所引发的领袖名纪念政治，成功地将社会大众的思维导引到领袖纪念与国家认同的议题上，两个议题（更名／新命）都包含有正、反两造意见，但讨论过程中的命名提议，实际上却没有一项真正被落实下来。

在吴作栋所提出的议题中，「更名」是主要的纪念手段。赞成者仔细考量到了纪念地名与领袖间的关联性、空间位阶与领袖身分等相关问题，因此提出的纪念物多与领袖生平有所相关。反对者部分由实用主义观点出发，或认为更名需耗费金钱及造成不便，或认为地名的主要功能为方向标示，并不适合做为空间纪念；部分则认为旧有地名带有地方历史与情感，即便是殖民官员地名亦是新加坡发展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真实性不应被抹除；或有甚者直言国家不应该干涉常民空间，否则这样的纪念可能会招致反效果。

而黄循财所提议的体育馆命名，由于是属于地名新命，免去了更名所造成的疑虑。在这场地名政治中呈现了领袖纪念、实用主义、不同的国家论述三者间的争斗。就提议以李光耀来做命名者而言，领袖象征着国家，因此建议以之命名国家级的体育馆以符合领袖的位阶。反对者有的则由实用主义出发，认为应以区位或是国家来命名体育馆；有的则不赞成以人名，而是认为可以以象征新加坡共同的历史文化，或能反映体育不分族群、文化色彩的特质思考命名方向。

是故对于「是否」以及「如何」以领袖名进行空间纪念，在新加坡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表述。提议中的地名后来仍维持原先实用主义取向的名称。因此在对于公共空间的命名议题上，国家认同、地方认同、实用主义等三种不同思维间的相互角力，是同时存在于官方与人民之中。此外，值得再进一步思考的是，官方论述中所例举的政治领袖仅止于人行党成员以及与人行党关系紧密的人，却不述及昔日在殖民体制之下，进行反殖或争取新加坡自治、建国的自治政府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及第二任首席部长林有福，使得官方版的新加坡国家历史似乎自人行党执政的自治时期甚至是独立建国之后开始。

2004年8月16日，为了对李光耀长期为国家付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并作为李光耀80岁生日的祝贺，总理李显龙宣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新设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图撷自Facebook: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新加坡领袖纪念地名：国家历史记忆

目前本文整理出来已实施的领袖纪念地名，其政治领袖的共同特征为出生于殖民时期，经历过独立建国及国家快速成长的困顿与繁荣岁月，当中拉惹勒南、吴庆瑞、李光耀更被誉为是新加坡建国之父。如同前述领袖纪念议题的讨论，实际上落实的领袖纪念地名，同样围绕在以人行党为核心的政治领袖而开展。

从纪念的时间点来看，大部分的命名纪念发生于领袖辞世之后。这也跟新加坡政府街道名政策中的不以在世者来作命名的想法大致符合。在纪念场域的类型方面，不同于台湾常见的中山、中正地名，即便新加坡政府在街道名政策上大力灌注国族建构的想法，但新加坡领袖街道名数量却相当稀少，仅有两条道路。尤其特别的是，领袖纪念地名常见于教育研究单位。学校教育、军事教育、社会教育的公共空间成为领袖地名展演的重要场域，透过各式「教育」方式传续政治领袖为国家所付出的贡献。马来西亚东姑纪念地名的命名往往与东姑的生命足迹有密切的交集，因此东姑地名在空间的分布上别具意义。而新加坡在以领袖名命名公共空间时，同样亦考量到国家领袖与该纪念场域之间的关联。

这些政治领袖不仅见证了新加坡的国家发展历史，同时更创造并象征了国家的历史与记忆。以领袖名字进行空间命名，除了表达对其个人的崇敬之外，更是从不同的发展面向来象征新加坡这个国家，借以向人们传达出一种国家的感觉以塑造国家认同。

对比台湾社会出现的中山、中正地名，以及马来西亚吉隆坡所出现的领袖地名或人物地名，新加坡实际采用在公共空间中的领袖纪念地名数量可说是相当稀少。这也显示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形态，试图但却无法大力的借由地名在常民空间中植入对于领袖的崇敬。公开的领袖纪念地名议题可说是官方决策进行前的风向球，借由将领袖纪念议题抛出广为周知，来唤起人民对于领袖与国家认同的注意。而不论是官方所例举、实施的或是由人民相应提出讨论的纪念领袖，都围绕在以人行党为核心的政治人物，显示更早之前曾为新加坡进行反殖或争取自治独立的马绍尔、林有福等先锋人物，已在国家历史中遭忽略遗忘。

在威权体制下的台湾与马来西亚，都（曾）广泛地利用领袖名对公共空间进行命名，以作为领袖崇敬与国家象征。在纪念地名的文化政治上，新加坡政府并未独断与广泛地利用「领袖名」来进行文字地景的命名。相反地，在后殖民时期新加坡领袖地名的命名过程展现出竞争、协商的纪念政治，反映出新加坡的威权形态与政治有其特殊性。

▎再谈关于李光耀的纪念

李光耀（1923/9/16-2015/3/23）无疑是对新加坡国家及人民影响最深远的国家领袖。在我研究时间范围1965年迄2014年初，亦即在李光耀逝世以前，曾出现以李光耀进行命名纪念与议题出现。

2004年8月16日，为了对李光耀长期为国家付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并作为李光耀80岁生日的祝贺，总理李显龙宣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新设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这座学院与其他领袖地名比较有其共同性，亦有其特殊性。以共同性来看，李光耀的纪念地名同样出现在教育单位，借由教育场所灌输国民国家感与领袖崇敬的意味浓厚。以特殊性来看，新加坡除了建国之初以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命名中学，纪念这个新生国家的最初之外，其余领袖地名皆在领袖辞世以后进行。但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却违反了这项命名传统，似乎显示出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另外，黄循财于2013年底提出的体育馆命名议题，《海峡时报》论坛的读者来信却将这项议题导引到以李光耀作命名。在这场地名政治中呈现了领袖纪念、实用主义、不同的国家论述三者间的争斗。若我们进一步以时间来思考，2013年底亦即在李光耀逝世的一年多前，李光耀已居高龄且身体相当衰弱，人民在知道这样的讯息之下仍然难有一致的舆论来进行李光耀的纪念。甚者有读者直接反对以李光耀作为体育馆的命名，认为体育与政治无关。或有认为应以可以反映大多数新加坡人有关的历史文化面向进行命名，似乎暗指以李光耀命名属对「个人」的纪念。在新加坡这个族群、宗教、政治议题都具高度敏感度而使人民不愿也不能有过多谈论的国家，这次的国家体育馆命名可以让我们窥见部分新加坡人对于李光耀纪念的真实想法。

李光耀过世之后，主流媒体报导大肆宣扬李光耀一生对于新加坡所做的伟大贡献。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光耀纪念展原先为期一个月，为了「让更多民众有更多机会参观」，而再延期一个月，且假日再多延展两个小时。民众也提出了将樟宜机场命名为李光耀机场、保留李光耀生前居所，有的国会议员提议以李光耀来命名机场、将李光耀的照片印在货币上，或设立建国元勋日。虽然有这样的纪念声音，但在某些网路媒体中同时也出现了提醒领袖被神格化的可能性，或批评李光耀当权期间产生的政治黑暗面。这些正反意见也提供给现任总理，同时又身为李光耀长子的李显龙思考李光耀的纪念方式。而根据新闻报导，目前李显龙倾向「缓处理」这项议题，认为对于李光耀的纪念不应操之过急。而这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新加坡的菁英、家长式威权，有别于威权下的台湾与马来西亚，在处理领袖纪念议题上的保守与保留态度。

▎注解

1. 本文改写自作者文章〈以领袖为名？由《海峡时报》窥探新加坡纪念地名的文化政治〉原文发表于《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5，11（1），页117-138。

本文授权转载自「地理眼．GeogDaily」：不一样的威权？新加坡少以领袖为地名的文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