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恐怖份子刑求逼供　科学家说不如「善待他们」

图文／镜周刊

电视剧《包青天》里面，为了让狡猾的罪犯吐实，常可看到包大人公堂之上惊堂木一拍、狗头铡伺候，不管犯人如何穷凶恶极登时也魂飞魄散，马上如实招来俯首认罪。

不过，现在英美国家的执法单位一致同意，用威吓刑求的手法对付恐怖份子并不是好办法。而且，问题并不在于它不人道，而是在于它没有效率。

英国反恐警察如今侦讯恐怖嫌犯有了新的做法。这套由心理学专家协助设计的侦讯方式，可以更有效让嫌犯供出实情。

真正的侦讯专家都知道刑求没有用。只是很多人不肯相信。

不管是《纽约重案组》还是《24小时反恐任务》，电视影集里我们常看到侦讯人员和嫌疑犯斗智斗勇，以恐吓威逼、设计陷阱、甚至必要时暴力相向，来达成取得口供的任务。

这类的故事精彩刺激，但是不见得可靠。因为专家说，在真实世界里顺利的侦讯过程很少富有戏剧性。戏剧往往来自冲突，而专业侦讯人员极力想避免的就是冲突。

美国陆军上校克莱曼（Steven Kleinman）是最有经验的美军侦讯人员之一。也是第一位公开发言反对美军对伊拉克叛军刑求逼供的人。他反对的理由不只是认为它不道德，同时也因为这样做很蠢。克莱曼相信逼供会造成反效果，因为它摧毁了成功侦讯必要的信赖关系。

不过，许多人似乎想当然耳还是相信「坏人」不给他吃点苦头就不会就范。在历史上、在流行文化里，侦讯犯人总是夹杂着指控、报复、和惩罚。古代天主教宗教法庭上，用侦讯过程来支持审判和处决「女巫」的正当性。嫌犯只有经过一段刑求虐待才会停止谎言吐露真相，承认侦讯者冠在她头上各种天马行空匪夷所思的罪行。包青天一边指证奸人罪行一边抬出他的虎头铡，这种安排抚平了受害者的悲痛、也满足了百姓对正义伸张的渴望。在这里，侦讯就是正义的复仇，披着找寻真相的外衣。

2009年，美国的欧巴马总统为了标示与小布希时代的不同做法，明令禁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非法的刑求逼供。联邦调查局底下成立了「高价值羁留人员侦讯小组」（High-Value Detainee Interrogation Group，简称HIG），目的是要建立一套侦讯的科学基础。

HIG的研究员对于英国特别感兴趣，认为当地的反恐警察以巧妙侦讯手法闻名。不过，英国精进侦讯手法，背后也有不得不然的缘由。

在1992年，英国曾针对两起牵涉到爱尔兰共和军（IRA）的冤狱案件展开了公开调查，揭露了办案过程中的不当刑求。英国国会因此立法要求，所有侦讯都必须予以纪录，同时有律师陪同也成了嫌犯自动拥有的权利。在强制逼供的问题解决之后，英国警方被迫更努力设法，如何从坚不吐实的嫌犯口中取得讯息的方法。

美国的HIG透过英国警方，寻找学界的协助，利物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劳伦斯艾利森（Laurence Alison）和他担任心理咨询师的妻子艾蜜莉艾利森（Emily Alison）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与警方密切合作，观看了超过1000小时警方侦讯恐怖嫌犯的影片，依据这些研究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关于侦讯手法有实证基础的模型。

艾利森夫妇发展了一套侦讯行为的分类，针对这些侦讯进行巨细靡遗的分析。他们对侦讯者和嫌犯之间互动的各个面向进行分类和评分。其中包括了嫌犯的反侦讯策略（完全沉默？喃喃自语？），侦讯者问问题的态度（对立？权威？被动？）。其中，最重要的统计是从嫌犯口中所获讯息的质和量与侦讯者和嫌犯之间「和谐共识」（rapport）之间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侦讯者让嫌犯乖乖吐实最好的办法不是胁之以力，而是先搞好关系。

今年夏天，在短短两星期之内，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先后受到恐怖攻击。随之而来是追查犯案者（都已死亡）背后的人际网路。任何曾经和嫌犯接触过的相关人士，警方都必然要加以追查找寻线索。这个重任落在了精挑细选的侦讯专家手中。

这群来自英国各地反恐部门的精英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代号「昂宿六」（Alcyone）课程的前后期同学。这套一次为期六天的课程由艾利森夫妇和警方共同设计，目前已有超过150人接受过这个训练。

课程中除了人际心理学的理论解说，重头戏是一连串角色扮演的演练。

一家名为Characters的公司，专门提供演员扮演接受侦讯的角色。他们协助侦讯人员进行各种情况的演练。

他们的角色可能是和恐怖分子有联系的黑帮老大、或是曾在社群网站分享极端分子宣传资料的年轻女子。参加课程的人按照指示进入房间要取得特定的口供。被侦讯的对象可能脸色阴郁沉默不语，也可能狂暴好斗言词挑衅，或是充满魅力但言词闪烁。

对侦讯人员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应付刺激挑衅，在面对强大压力时在情绪上仍能够自我节制。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陆战队的莫兰少校负责制作侦讯敌军俘虏的备忘录，发送给太平洋战区的各个部队。莫兰战前曾旅居日本传教，熟习日文和日本文化，他以侦讯日军的非凡效率著称，因为日军俘虏向来以抗拒侦讯拒绝透露口风知名。

就如同今天的伊斯兰恐怖份子一样，当时的日军带着自我毁灭倾向投入战争，对美国带着深深的敌意。

莫兰在备忘录里解释为什么他侦讯俘虏避免采用威吓的手法。他相信战俘如果强制被提醒自己正面对征服者，自然会产生心理的防卫心态。莫兰预设的想法是，即使最不配合的囚犯，也有他自己想说的故事。侦讯者的工作是创造他愿意且能够吐露心声的气氛。最可靠的办法，是把他当「人」看待，而不是当「敌人」看待。

莫兰认为，让战俘心生恐惧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对侦讯没有帮助。剥夺敌人的尊严只会强化他不露口风的决心。因此，目标是该放在争取信赖，与战俘达成心智和精神上的共识。

如今，最有经验的侦讯者也会同意莫兰的看法。心理学家鲁萨诺（Melissa Russano）在2012年访问了42个美国侦讯人员。他们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负责侦巡任务，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强悍死硬的嫌犯。其中一名匿名的侦讯员如此回答：「善待他们，远比当他们眼中的大混蛋会更有收获。如果我真想的话，我可以在十秒钟内让你吓到失禁。但是你知道这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在早期，对于酒精或毒品的成瘾治疗，往往把患者当成不听话的小孩，需要教导他们如何规矩。咨询师的工作就是告诉戒瘾者实际的状况并用强硬手法说服他们接受。但是这种方式必然危害到医病的关系。

心理学家米勒（William Miller）认为，酒瘾患者在戒瘾过程中往往陷于渴望改变（再也不要喝了）和渴望保持现状（再喝一点点好了）的纠葛之间。一旦他们感觉自己正受到批判和指正，心理自然涌现不想改变的种种理由。

米勒说这并不是病态，而是人性的本能。越是人们试图说服我们做某件事，我们认为不该去做的理由就越会盘据在心头。因此咨询师的重点不在于下达指示，而是建立信任和互相理解的关系，让病患可以讨论自己的经验而不感觉到需要自我防卫。如此一来，病患更有机会发展出要改变自己的一套主张，而产生动机按照课程来戒瘾。米勒把这种方式成为「动机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研究警方侦讯手法的艾蜜莉艾利森发现，「动机访谈」也可以应用在对嫌犯的侦讯上。她认为恐怖份子和有酒瘾的人一样，他们或因为被限制自由，因此更希望感到自由。她从影片分析中注意到，当侦讯者对嫌犯施加压力，嫌犯就越不可能跟你说话，反倒是当侦讯者对嫌犯强调他们有权利不说话时，嫌犯们反而更想说话。

这也像是父亲为深夜迟归的女儿等门，一开门就不停质问为何晚归，这种对立的态度等于强迫对方认罪道歉。但是这个女儿可能感觉自己的主权受到否定做出反弹，最后结果是关起各自房门不欢而散。不过，要是这个父亲能先强调对女儿的爱，双反也许可以马上讨论对于夜晚归门的规范。

劳伦斯艾利森说，他常跟警察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搞定难搞的青少年，一定也能搞定恐怖份子。不过他也强调，进入嫌犯的想法是侦讯时一个强大的工具。但这并不是单纯扮白脸、耍诡计。他说：「你必须对（嫌犯）感到真正的好奇。这个人会和你立场相对立不是毫无理由。原因并不纯粹是他们是邪恶的坏人。如果你对犯罪原因没有兴趣，你就无法成为好的侦讯者。」

恐怖份子可能透过各种方式坚持不露口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曾受过训练，在接受侦讯时把眼睛盯着墙上一个定点保持完全沉默。一些嫌犯只回答单音节的答案，或一再重复背好的制式答案，或干脆把椅子转过去用后脑勺对着侦讯者。伊斯兰极端份子也可能发表关于意识形态的长篇大论。这类的策略可能激怒侦讯人员，打乱他们原本的计划。这可能就像各自关起房门的父女，让侦讯陷入停摆。

过去对于侦讯的研究，关注的问题往往是口供是真是假，以及如何察觉嫌犯的是否在欺骗。不过，即使是谎言也是一条讯息，只要他是嫌犯自愿说出来的。

一名参与研究的反恐官员说：「我不在乎他们是否说谎，我只想要他们说话。」

参考资料：

The scientists persuading terrorists to spill their secrets（Guardian）

Why tough-talking terror interviews are ineffective（Tele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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